“建国政府”,是晚年孙中山在“以党治国”思想指引下,以广州为根据地,筹谋建立地有别于以往和当时民国政府的一种崭新样板政府。政府名称定于1924年1月4日大本营军政会议。在组建政府方式问题上,孙中山的认知发生了由传统“军—政”模式向党国体制的嬗变,以“党代会”选举国家元首,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这种“以党建国”和“以党领政”范式,是将“建国政府”归结为孙中山“党国思想”初步达成的根本缘由所在。政府宗旨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政府任务是实施民生、民权与民族三大主义;政府存在时限不定,但阶段清晰,分军政、训政及宪政三个时期;政府职责在于扫除民主共和障碍,培养国民的公民、权力与义务意识;政府部门的建制是五院并立,行政院下设八部以应付平常国内外事务。“建国政府”筹组,虽有偶然因素的促成——关余事件,但是,总体来上看,仍不失为一次“水到渠成”的政治建国活动。它是孙中山长期致力国内革命斗争且不断总结和反思斗争经验教训后的思考结晶;是孙中山“建设思想”、“党国思想”及“正式政府”理念的综合达成。“建国政府”筹备大致分为“造势升温”,“筹备祛热”以及“待建冷寂”三个时段。孙中山先是积极推动,转而改持“审慎”方针,最后因北上需要,筹备工作一度被搁置下来。对于筹组“建国政府”,各方政要及普通民众都先后表达意见,革命阵营为“急进”、“缓进”和“反对”三大派别,支持不多,反对不少,是革命大本营的时况;北京政府为了阻遏广州组建新政府,先后打出了“和拉”与“武斗”的组合拳法;奉张津段作为反直同盟的核心成员,以拖延与支持北洋袍泽充任国家元首做法,表明了北洋旧系军人对广州新政府的态度;普通民众有华侨与国内人民之分,当时,与革命大本营往返深入的华侨精英表达了强烈反对意愿,边缘华侨群体反而表示了热烈支持,国内民众的支持随着对政府本质认知程度的减弱反而呈增长态势。国民党“一大”决定将政府名称改定为“国民政府”。国民党“一大”后,新组政府的信息渐归沉寂。革命阵营的内讧,是新政府难以速成的根本原因;政府组建方式的欠妥导致革命阵营的纷争和不团结,是政府被搁置的间接缘由;过度考虑奉张津段意见及东江战事长期得不到解决,是新政府难以成真的重要原因。“建国政府”与“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改革之后产生的新型政府,“党在国上”是它们的核心特征,“党国体制”是两者秉持的政治原则,它们后来命运所以发生歧变,与时代、政治人物及国家时况有较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