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选用“民族-国家”建设理论，分析战后独立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以马来西亚为例，详细地分析了其1957年建国后，历届政府对华人的政策与态度的演变，并探讨这些政策转变的原因，最后归纳总结马来西亚的经验，作为其他多民族国家治理少数民族时的参考。 本研究挑选马来西亚政府与华人为研究案例基于两个理由： 1、西欧的“民族-国家”建立通常是先有民族的基础，后才建立国家。但第三世界国家因时空环境不同，通常是国家成立后，政府才开始塑造民族。而马来西亚正是这类“先国家、后民族”的典型案例。 2、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华人)与主流民族(马来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非常鲜明，这使得政府塑造新的民族精神时遭遇极大的困扰。因此，马来西亚政府所面临的民族整合难题，也是许多战后独立的多民族国家普遍困扰。探讨马来西亚政府的经验与教训，可作为其他新独立的多民族国家的借鉴。 论文先在绪论中交代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前人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前两章为“民族-国家”理论与马来西亚历史背景介绍。 第一章在对“民族-国家”的有关理论探讨和归纳后，发现“民族-国家”政府与少数民族将会在四个方面发生冲突，分别是： 1、少数民族特有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国民同质性的冲突； 2、少数民族特有社会结构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集中的冲突； 3、少数民族权益与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冲突； 4、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与现代文官管理体制的冲突。 第二章回顾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特征、历史发展与华人社会状况。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继承英国遗留的现代文官体制，且政治权力集中也已基本完成。华人与马来西亚政府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国民同质性与华人特质的矛盾、政府最大合法性与华人权益的冲突。对于理论与历史背景有了清晰的认识后，第三章至第七章将探讨马来西亚独立后，各届政府的华人政策。 第三章探讨1957年-1970年东姑·拉赫曼执政时期的华人政策。此时期政府为获得最大的合法性，采取妥协态度，容许华人保有部分的文化特征与完全的经济自由，但华人必须承认在政治、文化上“马来人优先”的原则。实践结果发现，妥协方案所获得的合法性只是暂时的，经济完全自由的结果，华人与马来人的贫富差距拉大。政治上的“马来人优先”，也使得华人心生不满，政府的合法性逐渐丧失。此一趋势，具体体现在1969年执政党的选举挫败。 第四章探讨1970-1981年拉扎克、侯赛因·奥恩执政时期的华人政策。由于政府历经选举失利与“5·13”种族暴动，1970年开始，政府放弃妥协方案，决定以主流民族马来人的支持为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实施马来人全方位优先的“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压制、文化上同化华人。但实践的结果发现，虽然此方式能换取马来人的支持，但华人在经济、教育层面上的不断反抗，造成政府诸多困扰。 第五章研究1981-1990年马哈蒂尔执政初期的华人政策。此时期政府华人政策的特征为“文化持续同化，经济放松管制”。政策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政府开始了解，持续以此种方式对待华人，国家经济将付出极大的代价，政府的合法性也将会动摇。由于此一考虑，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稍微放松在经济上对华人的压制。 第六章研究1990年以后，马哈蒂尔执政地位稳固后的华人政策，此时期政府华人政策的特点为经济上放松管制、教育上宽容对待。1990年“新经济政策”结束，马来人经过政府20年的扶持，已有一批马来人中产阶级出现，马来社会开始发生阶级分裂，反对势力也开始浮现。此时，政府已经无法以单一政策获得所有的马来人的支持。在此情况下，除尽可能巩固马来人的支持，也要尽可能争取华人提供的合法性，两者加起来才能获得最大的合法性。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方式被迫有所改变，政府华人的政策自然需要有放松。 第七章为结论。经过理论的整理与探讨、分析历届马来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后，提出本文的基本结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为：“民族-国家”政府虽然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本质上有冲突，但只要在适当的政治架构安排下，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可以降至最低。马来西亚别具特色的“半民主”体制，既有威权体制的性格，又有民主体制的弹性。在此体制下，政府可以强力镇压因民族矛盾而起的冲突、避免民族矛盾表面化，种族冲突问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同时，又能适时调整统治策略，因应社会变化。马来西亚的这种“半民主”体制，可以作为许多国家治理少数民族的借鉴与参考。 本文同时认为，马来西亚虽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但政府与华人之间还是发生许多不尽人意的冲突，如何从马来西亚等多民族国家的经验中去芜存菁，提炼出更好的少数民族治理方式，值得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