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理论大致遵循着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或激进主义）这三条思想路径。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马丁.怀特的研究表明:16世纪至今的国际关系史上出现过三次突出的革命浪潮:16-17世纪的宗教革命，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这些在信仰理念或激情引领下，反复爆发的革命有其国际背景和国际目标，因而可以将革命称之为“国际革命”。国际政治不单只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它还包括国际革命。国际革命对于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国际革命极力颠覆原有的国际秩序。但是，国际政治对国际革命有巨大的阻遏作用:首先，国际体系的规范性原则和维持现状国家对革命政权的生存发展具有相当的束缚。其次，革命本身内在意愿的矛盾，决定了革命国家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转向对现实利益的妥协。　　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其基本国情，它们决定了外国势力对中国内政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甚至决定力。因此，近现代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与其领导人物，只要是有重大作为的，就都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高度重视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20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国际政治对革命的反作用甚至还更深刻。从农民问题专家、游击队领袖、土地革命倡导者，到具有宏大国际眼界的大战略家、关于世界形势的预言家和历史意志的把握者:毛泽东的这一历程造就他和展示他既熟知中国也了解世界。毛泽东丰富的著作和言论表明，尽管他在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地处穷山僻壤，却非常懂得要把中国革命与世界局势密切联系起来。毛泽东的国际观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演进性结果。他把中国和世界看作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变化出发，深刻揭示了国际政治对中国的影响，并且据此制定相应的革命战略和策略。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图伟略，他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造实践，最终选择了革命道路。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革命主义思维模式开始形成并且初试锋芒。他抓住了“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这两个工具，在认清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略道路，并且形成了革命联盟思想以及“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毛泽东的革命主义思维模式包括五个依次递进的组成部分:阶级分析、矛盾分析、革命战略、斗争策略、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五个部分密切联系，逐步展开。其中，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是毛泽东观察和思考国内国际问题的基本工具;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是解决和应对国内国际问题的步骤方法，最终的目标是指向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主义思维模式主导了毛泽东国际观的发展、成熟和深化。其中的“阶级分析”主要是根据政治立场的不同，区分国际国内政治斗争中的不同派别或集团以及它们的力量对比;“矛盾分析”是用来分析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变化。当然“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这两种思维过程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时候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两个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制定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毛泽东国际观形成并极大发展的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引发了中日两国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新变化。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影响了中、日、美、英、苏、德等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的互动和国共关系的变动。毛泽东从日本侵华战争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机遇。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中日矛盾已经超过国共矛盾，日本称霸东亚的企图加剧了日本与美、英、苏的冲突。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战线的双重联盟策略。鉴于，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随着战争的持续将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后，中国内政与国际形势更加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国际观在其革命主义思维模式的统领之下，充分展开并且走向成熟。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战争的性质、参战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战争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欧洲战场的变化对中国战场的影响，以及美国、苏联、德国、日本、中国之间的关系互动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影响。二战后，美苏对峙的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变数，美苏两国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美国扶持蒋介石打内战统一中国，而苏联在国共关系上实行“中立”政策。革命主义思维使毛泽东得出:“中间地带”理论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毛泽东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最终指引中国革命获得了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站在国际政治斗争的第一线。他对关乎中国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问题高度敏感。在革命主义思维模式潜移默化的作用下，毛泽东最终认定战争与革命仍然是时代主题。晚年毛泽东国际观中有两个突出的战略思想:“世界革命”和“三个世界”的划分。“三个世界”的划分是毛泽东在推进“世界革命”后遭遇挫折，而重新调整国际战略的产物。但它也是毛泽东既考虑到革命斗争的需要，又估算现实政治的利害一个思想杰作。革命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始终是毛泽东国际观中难以摆脱的内在紧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