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正在飞速发展,乘用车等大型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量也在不断攀升。随着城市乘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交通拥堵、通勤时间过长、汽车尾气排放量大等问题层出不穷,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有关乘用车增量调控的相关制度文件,其目标诉求主要在于治理大气污染和交通拥堵。目前全国共有上海市、北京市和广州市在内的八个城市实施了乘用车限购政策,规定了乘用车个人增量指标通过摇号或竞价的方式获得;上百个城市采取了单双号限号或外地车在工作日高峰期指定路段通行的限行政策。限购政策和限行政策是紧抓我国国情、系统配套、科学有效、稳定可预期的乘用车市场调控体系,可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解决交通拥挤问题。作为中国国情下的一种特殊的市场调控政策,是行政主体解决城市问题、履行服务职能的典型代表,同时向学术界抛出了行政主体如何平衡城市治理与公民权利,法治理想与消费市场现实难题等众多难以绕开的难题,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大多数学者从政策的合法性、边界界定和评估机制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也有学者从公平效率或社会福利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索。但囿于方法的局限性和数据的可得性,目前缺乏政府调控政策对需求方的影响研究,乘用车增量调控政策对消费结构和行为反应的影响更是缺乏细致且系统的探索,这不利于公共部门更精细地评估政策效果,也是导致我国乘用车增量调控政策在实践中被广大消费者频频讨论、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乘用车增量调控政策效果还需要从微观层面提供经验证据支持。首先,本研究对政府调控政策对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梳理。从政府调控政策的政策内容和政策属性出发,探讨了这种限制性的市场调控政策会引发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出现的不确定性感知、短期控制感剥夺、稀缺性感受和权力感缺失。深入解读乘用车限购政策,其中存在因需要加价购买或摇号池过大而带来的冲击,以上心理机制也会强烈影响着消费者的决策。根据不确定管理理论和不确定认同模型的解释,在不确定感和控制感缺失的感知下,消费者会偏向于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的行为,进而出现地位型产品的需求偏好,权力感缺失的情况下也会引发地位型产品的偏好增加,因为地位是重获权力的一种表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会令消费者产生稀缺性感知,消费者通常会认为稀缺产品是高价值的、更加渴望获得该产品,因此导致周围非限购政策的乘用车需求量上涨,本研究认为这是限购政策引发的溢出效应。产生高价值性感知的稀缺产品可能引发两个方向的产品偏好,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限购政策增加了购车的成本（价格或时间）,理性的消费者应该降低购车预算,偏好实用性更强的产品;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乘用车限购政策在无形中将车牌赋予了价值,部分消费者会更偏好于车牌和车型的价值匹配,从而偏好具有象征意义的产品。本研究通过二手数据验证了稀缺效应的心理机制,并把这种稀缺感知引发的地位型产品偏好定义为乘用车增量调控政策引发的稀缺效应。本研究采取从总到分的实证分析模式。在整体部分,本文使用了断点回归法对全国多城市的乘用车限购政策进行了成效评估,包括销量变化和市场浮动;在个案部分,本文选择深圳市在未作任何提前公示的情况下突发实施的限购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全国部分地级市月度乘用车上牌量和电视广告投放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对限购城市的消费结构和周围非限购城市的市场波动展开多维度分析,然后结合严苛的全市限行政策,对该组合拳政策进行有效性分析。最后,本文还从政府财政收入和空气质量变化的角度,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量化拓展。本研究发现,乘用车限购政策在北京市和深圳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乘用车月平均上牌量大幅度下降,虽然限购后的第一个季度内出现了小幅度震荡波动,但很快趋于平稳。然而乘用车限购政策并没有有效控制全国乘用车保有量的快速上涨,个案研究的结论对此进行了解释。在个案分析中发现,限购政策使得深圳市乘用车平均月销量下降了约2万辆,下降幅度达到67%。通过对这种效应在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分解发现,受限购政策影响的主要是轿车、自主品牌车及小排量车。限购政策虽然缓解了道路拥堵,但却冲击了民族自主品牌,增加了消费者对地位性车型的追求,本研究将其定义为稀缺效应。同时,广东省其他非限购城市的乘用车月销量出现了大幅增长,甚至抵消了政策在深圳的抑制成效,因此,这种空间差异表现上的溢出效应的出现导致无法有效控制全国乘用车保有量的上涨。乘用车限行政策同样也是一种政府公权力下的调控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一些试图通过在非限购城市登记牌照并在限购城市使用的消费者,所以,这将会缓解由限购政策引发的溢出效应,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了限行政策会缓解限购政策带来的稀缺效应,甚至产生与稀缺效应相反的结果。本研究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对比了政府在仅考虑消费者剩余和同时考虑消费者剩余和财政收入的两种情况,得出政府同时实施限购政策和限行政策可以实现更大的消费者剩余的结论。在结论部分,本研究量化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变化情况,限购政策能带给中央政府约1.7亿的税收增长,深圳市约有155.56万元的车船税税收增长;从空气质量的数据来看,很难直接得到调控政策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本研究首次将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市场调控政策纳入不确定管理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刺激条件,将激发个体不确定感和失控感的外部因素进行了政策层面的拓展。本研究尝试将微观消费者行为理论引入公共政策评价研究中,首次系统分析乘用车增量调控政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这既为政策评估与分析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推进公共政策研究与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交叉做出了贡献。本研究创新性地定义了调控政策引发的稀缺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两种效应分别针对政策实施标的的内部和外部,全方位解释了调控政策的效果,为调控政策的效果搭建了一个完整的框架。汽车产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汽车强国战略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产业政策的导向应该要为乘用车行业营造开放竞争的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政策制定和企业发展都极具实践意义和指导价值。强制性的调控政策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本研究提出应该使用“一城一策”的方式,加大对节能减排的环保车型的鼓励政策,加强对新能源乘用车和智能网联乘用车的补贴与扶持,并在新兴领域支持自主品牌形成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微改造,增加公交车快速通道、通过地铁接驳线打通地铁到社区的最后一公里等措施,不断提升公共交通工具的舒适性和便利性,以及与拼车平台打造共享共乘出行方式,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量。面对限购城市乘用车消费升级需求,自主品牌厂商应紧抓“智能网联”这个弯道超车的机会,通过增配置、提品质,塑造高端品牌,摆脱质低价廉的刻板印象,提高用户对自主品牌的感知价值,从而提升自主品牌的竞争力。自主品牌还应踩准SUV更新换代的节奏,打造第二代、第三代拳头产品,抓住消费升级的趋势,以满足消费者对于中大型或中高端SUV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