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实际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8%,至今基础设施总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信息基础设施己居世界第一位,已然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同期,得益于交通、信息、通讯等技术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全球范围内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强,引致了中国服务贸易近些年引人瞩目的业绩,其2010年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已居世界第四名。但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仍然表现相对低端化,且优化速度一直慢于世界平均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由此,基于各项基础设施与服务贸易发展关系紧密的经验事实以及我国近年基础设施大量投入的政策背景,尝试去探讨通过科学地加强广义基础设施的投入来影响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理论上以要素禀赋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将广义基础设施投入引致的要素积累效应纳入H. Oniki和H. Uzawa(1965)的分析框架和李默尔三角模型进行分析,从高等要素禀赋动态变化层面去探究基础设施投入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在实证上,首先综合运用多项指标对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现状进行了横向及纵向的统计分析,准确衡量了目前中国服务贸易结构水平的国际位置及变动幅度,再进而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GMM两步法对80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及其分群组样本在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交通、能源和通讯等经济性基础设施变量与服务贸易结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性基础设施变量中,研发基础设施具有正向作用,医疗、教育和环保基础设施却呈负向作用,同时研发、医疗和教育基础设施变量均有显著的滞后效应：进口贸易有利于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而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作用不显著。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不同基础设施投入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最后,本文结合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从广义基础设施投入及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角度对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四点对策建议,以期能有助于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