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创造性决策,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根本目标是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只有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相互适应、相互完善,才能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因此,是否有利于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各民族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衡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尺度,也是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标准。当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建立、巩固和完善的物质基础,也是这一政治制度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前提。　　新疆是一个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宗教氛围相对较浓厚,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而周边地缘环境又复杂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新疆的经济发展不仅关系到新疆各民族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中国的边疆稳定和长治久安。考虑到新疆经济发展中的先天不足,以及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制度作保障,是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因此,新疆经济要发展,必须以特殊的、切合新疆实际的制度为基础,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改善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在尊重民族多样性发展的前提下,把解决民族问题和维护国家统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政策安排,激发新疆各民族实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达到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根本目标。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政治因素”是指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平等的主要标志,使各少数民族对于本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性事务实行当家做主;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是各少数民族愿意同汉族结成民族大家庭,自愿联合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政治基础;“经济因素”是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使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互补的经济关系,从而有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达到“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正确结合。从这点上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建立和发展,是新疆各族人民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使各族群众真正享受到当家做主的权利,并为维护中国统一,为实现新疆经济和文化发展,为民族平等原则在新疆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政策环境和政治基础。新疆各民族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五十年里,跨越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把一个基本没有现代工业,自给不能自足的落后地区,建设成了一个具有较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拥有结构比较合理、特色较为突出的现代工业体系的,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长足发展的地区。新疆五十年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新疆实际,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促进改革开放前新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解放初期,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端低下,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进行了建党建政,平叛剿匪以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认真贯彻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更重要的是,在充分考虑到新疆各方面情况,尤其是在照顾到新疆民族宗教的现实状况下制定并执行了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旧社会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的根基,为实现和发展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前提下,新疆在中央指导下筹备、试点、“由小而大”逐步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改革开放前新疆经济建设的良好环境,保证了改革开放前国家对新疆的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推动了改革开放前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解决,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各民族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从而有力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新疆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在这一体制主导下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中央自上而下对新疆经济扶贫的模式,严重制约了民族自治权的有效行使。在这种体制和发展战略、模式下,地方政府的权限很小,大多决策由中央一级做出,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自主权没有得到真正发挥。虽然国家通过计划给新疆许多优惠政策和资金、人力、物力上的支持,但是这些优惠政策没有和新疆自身的发展特点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给民族自治地区的长远发展带来了负面作用;经济自治权无法落实也使其他自治权的落实受到制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效性受到置疑。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只在一定时期起一定作用,如果长期实行则使民族地区的优势得不到发挥。而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民族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其目标的基本要求,如果连这最基本的目标都达不到,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怎么体现呢？民族平等又何以维系呢？　　“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新疆在“拨乱反正”,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下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疆农牧区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各族农牧民摆脱了贫困,乡镇企业的兴起加快了各族农牧民致富的步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改善和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对外开放使各族人民冲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这一切成就充分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并巩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贯彻落实。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疆的改革开放营造了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地区,改革开放尤其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而新疆的稳定,关键在于真正实现民族平等,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民族真正行使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物的权利,在改革中实现民族发展。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法律上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地位,为新疆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尤其是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要求,大力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和教育,为新疆的改革开放培养了各方面建设人才。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体制变革中产生滞后效应,一些民族区域优惠政策逐渐失效,加上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新疆与东部地区以及新疆区内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少数民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区域发展和民族发展的不同步,导致民族间不和谐因素增加。从国际层面来看,经济全球化趋势愈益增强,伴随而来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使开放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领土之外的力量的影响,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分化”中国,对新疆进行渗透、破坏。这一系列问题对坚持和巩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因此,结合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是新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前提。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是在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和建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这一战略全局的要求而做出的重大决策。西部大开发给新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新疆在实施西部开发过程中,必须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转变传统发展思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和发展环境,坚持优势资源转换,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做大做强石油石化工业,努力把新疆建成国家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大力发展煤炭、煤化工和电力工业,建设国家高载能产业聚集区;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生物物种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以及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别具特色的旅游业;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当然,西部大开发是在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制度环境中展开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各种利益的调整和重组,也必然会出现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新问题。因此,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贯彻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激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各项功能,特别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是确保西部开发顺利实施的前提。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形势下,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十多年来经验的总结,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为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迫切问题,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做了若干新规定,为此吸收了国务院有关西部大开发的一些优惠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落实,必然对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对于新疆来说,在西部开发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面需要国家的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但更需要新疆各级自治机关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增强运用自治权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识和能力,用好用足民族区域自治权,处理和解决好国家政治一体与实现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自治地方之间及自治与非自治民族的关系、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使新疆各民族群体成为西部开发的主体和受益者,真正从开发中获得全面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祖国统一和实现新疆各民族繁荣发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