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际关系学于1919年具有正式的学科制度形式以降，它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际关系学科在其自身理论增长和制度建设中不断前进，在其知识地域上不断扩展，今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然而，正是在这一“国际性的”国际关系学中，我们发现了知识领域中的中心——外围知识关系结构的存在，英美国际关系学赫然处于学科的中心位置，英美成为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散地。　　 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对于英国国际关系学和美国国际关系学各自的内部知识状况进行了许多知识探究，但是，对于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的探究却是缺失的，只是在总体印象中认为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具有一种“特殊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试图去探究作为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中心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这一演变背后的动力因素”。　　 “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的历史演变主要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　　 一个是内在知识构成上的“关系”维度，它指的是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构成模式的历史演变，具体地说就是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各自内部知识状况和知识发展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呈现为一种知识合流模式还是呈现为一种知识分流模式。　　 一个足外在知识力量对比上的“关系”维度，它指的足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格局结构的历史演变，具体地说就是英美国际关系学在国际性的学术市场竞争中，二者各自的知识地位是怎样的，二者之间的知识力量对比又是怎样的，二者是存在一种“知识霸权”关系还是存在一种“知识复合相互依赖”关系？　　 通过对一战以来的英美国际关系学各自内部“知识状况”的演变过程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的历史演变的两个方面的大致演变即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内在知识构成模式关系”与“外在知识格局结构关系”的演变：　　 在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内在知识构成模式的演变上，它大体经历了由两战期间的“英美知识合流”、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英美知识分立”、冷战后的“英美知识对话”的演变过程，更加细致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概述如下：1919--1939，英美知识合流，知识更多的表现为知识共性，自由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思想主体；1939-----20世纪50年代中期，局部相似下的潜在总体分歧，美国现实主义崛起为主导范式，但古典现实主义仍然具有“二元性”，而英国也在寻求一种知识综合，将权力和秩序结合起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1966年，英美知识分裂，英美之间发生了传统主义／古典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知识论战，美国知识主流走向了社会科学理论，而英国基本上在“国际社会’’框架下继续传统主义的方法；1966--冷战结束，英美知识分立，英美知识平行发展；冷战后，英美之间知识对话，跨大西洋学术交流，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理论之间进行了知识交流和对话，进行知识融合。　　 在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外在知识格局结构关系上，它的具体历史演变过程可以概述如下：两战期间的“英美知识共治、英国知识主导”，英美共同推动着两战期间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中心研究议题；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美国知识霸权”，美国确立它在国际关系学的思想理论生产和学科制度建设上的主导地位，英国学派的思想被压制；冷战后的“英美知识复合相互依赖”，美国国际关系学与英国国际关系学具有了一种相当对称的知识交流模式。　　 对“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的研究不仅要求我们了解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还要求我们揭示这样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的内外动力在哪里，是那些内外因素促动着这样一种关系处于变化之中。　　 大致说来，知识领域的现象变化基本上源于两个大的方面的因素：一个是知识外的社会条件，一个是知识内的思想条件和制度条件。在社会条件中，国家的政治地位即国际情境是最为重要的外在条件，它往往决定着特定国家的学科知识发展的总体方向，在知识内在条件中，学术体的知识传统、人才条件、知识禀赋和学科制度是最为经常地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些内在条件往往在学科总体方向确定的情况下决定学科的具体知识发展路径和具体的知识生成。所以，正是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内外条件共同推动着自一战结束以来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的演变，当然，在不同的时段里，外在条件或内在条件中的某一条件或某几个条件的作用会更加突出一些。　　 两战期间，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表现为英美知识共治下的英美知识合流，主要是源于现实社会情境中的英美两国之间存在实力上的“霸权接力”，英美两国共同治理世界，当然英国的作用更大些；还源于两战期间的整体的知识界的自由主义理论氛围、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的根基的多样性。　　 冷战期间，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表现为美国知识霸权下的英美知识平行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的知识禀赋条件即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化、欧洲移民学者的知识贡献等，美国的特殊的制度条件即大学制度改革所引起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政界和学界的交流模式、基金会组织的积极发挥权力与知识之间的“中转站”作用等。而且，在美国知识霸权生成之后，英语语言、学术设定标准、美国与世界的人才流动模式、以及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叙述方式又都在继续建构和再造着美国知识霸权。虽然美国处于知识霸权地位，但英国国际关系学仍然发展出具有自我特色的“英国学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英国国际关系学的内在知识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英国的国际关系学在一个中心性的学术制度——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指导下、在连续几代知识中坚的知识合作——怀特、布尔、文森特、沃特森等学者的知识合作下围绕着一个选定的议题——国际社会、用自己的具有优势的研究方法——历史阐释的方法长期深入研究，所以，英国学派的成功更多地源于它的内在知识生产模式。　　 冷战后，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表现为知识复合相互依赖下的知识对话，则是源于冷战的结束这一国际政治情境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共同体的知识打击，也是源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自我开放，它还由于英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积极的知识扩展。　　 通过对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借此对国际关系学进行学科反思：　　 第一，通过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分析，我们发现国际关系学并非真的是一门完全的“国际性的”学科，它的“国际性”只是就它的学科扩展范围而言的，而就它的内在研究议题、理论视角、研究方法而言，它是多元性的，更多的是国别性的，国家的实践、历史、文化和知识传统都在生成不同的国别性的国际关系学。　　 第二，国别性的国际关系学的不同发展也表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的美国式的社会科学取向的，虽然美国国际关系学在走向社会科学，走向更加“科学”的国际关系学，但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英国，国际关系学仍然在继续着人文学科的传统，国家知识霸权的结构压力之下仍然存在知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第三，英美国际关系学中的知识霸权转换潜在的表明国家知识霸权与国家实力霸权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样一种关系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也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第四，在对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家知识霸权内部实际上又是存在一个范式知识霸权的，两战期间的自由国际主义知识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国际关系学中的现实主义知识霸权，这似乎表明霸权国家关注的问题是时代性的问题，而时代性的问题又要求产生一个与时代问题一致的问题解决范式。所以，范式知识霸权更多的是源于时代问题的。　　 第五，通过对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关系学的进步问题不是由理论构成来决定的，无论是存在一种范式的知识霸权还是范式的多元主义，都会导向国际关系学的进步。英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就是在“英国学派”主导下进行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是在多元范式理论的争论中发展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英国学派”是具有内在的多元性的，这样看来，我们未来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可能更应该是多元理论之间的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