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二者的调整作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方式,二者的协调性对于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正面影响[1]。过去40余年以来,广东整体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城镇化、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就业结构的变动相较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不一致性,阻碍产业发展进一步转型和升级,也造成就业人员在产业间不合理的分布。因此,在当前大环境下,对二者协调发展问题展开深入探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对策与建议,有益于在新时代下实现广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论文基于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关于二者协调关系内容,选择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等研究手段,基于广东实际要素禀赋,对广东二者协调性现状及其演变过程、结构失衡以及滞后调整等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论文共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对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综述、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进行阐释;第二部分阐述了产业与就业结构以及二者协调发展含义,介绍了产业协调性规律、劳动力流动相关理论、钱纳里-赛尔奎因国际标准、内生经济增长等经济基础理论;第三部分是借助就业弹性、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协调系数四种测算分析工具,从不同维度对二者协调性现状进行刻画,并以此提出问题;第四部分是二者协调性实证分析,通过分别测算二者的Moore结构变化速率,发现就业结构变化滞后于产业结构,再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和时滞分析模型,确定滞后期为七年;第五部分是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展望。通过研究,形成如下结论:（1）产业结构偏离度、就业弹性测算结果表明,广东的三次产业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劳动力资源错配现象。第一产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压力仍然存在,二、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关系日益改善,并且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要优于一产。就业在一产发展中出现“挤出”效应,而二产、三产发展则显著拉动了就业提升。（2）利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发现,广东省该指标二、三产的测算值显著高于一产,具体来说,一产测算值呈下降趋势,表明存在较多劳动力亟需向其余部门流通;二、三产的测算值虽有下降,然而整体上高于第一产业,一方面体现二、三产的协调发展趋于平衡,另一方面说明二、三产可接纳劳动力流入的空间正在被压缩。（3）协调系数、Moore结构变化速率分析表明,广东省产业与就业结构二者整体协调性日趋优化。其中Moore结构变化速率表明,广东省1979-2020年产业结构Moore结构变化速率平均值为0.0320,而就业结构的测算平均值为0.0377,据此初步推测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量在产业间的占比变动滞后于三次产业的发展。（4）基于二者的Moore结构变化速率测算值,利用灰色关联度法和时滞分析模型,通过实证结果表明,七年约为广东就业结构滞后调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