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89条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构成要件,然而如何定性“不正当利益”,并确定其判断标准,虽然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困惑依然存在。纵观我国司法实践,行贿犯罪在司法实务上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多样的情形屡屡存在,严重影响了刑法对行贿罪的法律规制作用。究其根源,是因为刑法理论和实务界没有对“不正当利益”形成统一的认识。一是因为正当与不正当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标准本身具有相对性,不同评价主体往往评价结果也不同;二是因为对“不正当利益”的内涵没有准确的界定,现有各家理论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足以揭示“不正当利益”的真正内涵;三是因为实践中对“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大多是从行为人角度,从而导致判断思维与行为人思维一致,主观性影响过强,由此不易得出对“不正当利益”唯一、确信的判断,导致了对行贿罪认定困难的局面。通过对“不正当利益”的内涵、外延、是否应该继续保留这一构成要件的研究,赞同“新职务违背说”的基本立场。行贿罪的本质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促使国家工作人员不正当地履职。要遵循立法本意,明晰“不正当利益”的外延,才能准确打击行贿罪的范围。现行刑法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法治需要。依据“新职务违背说”,从“贿赂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不正当履职”的对价关系,对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特殊形式予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