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司法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一般以推论方法获得，并且司法规范性文件中都明确了具体的推论标准。但这些标准在现实中的运用却陷入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困境，现有研究并未针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本文基于统计、理论、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全面、系统把握实践问题和借鉴国外反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克服推论标准之弊端的可行路径:重视反证，构建正推与反证相结合的新模型。并附带解决在集资诈骗罪取消死刑的背景下，实践中如何走出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误区的问题。具体内容提要如下:　　第一章:前言。本文以实践中存在的“非法占有目的”有无认定的差异而引发应认定为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争议为切入点，引出当下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实践困境。在分析“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问题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目的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并附带说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方式是推论而非推定。　　第二章:普通诈骗与集资诈骗“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之重点比较。本章旨在揭示普通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在“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上的异同。首先，厘定“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涵，即是否具有返还他人财物的意思并非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之标准，而是否存在永久性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或企图，才是判断其有无的标准。其次，归纳出两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方法相同，均为推论。第三，两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的本质问一，即都采用单向认定标准。最后，归纳出两者认定效果的差异:普通诈骗罪无“忧”而集资诈骗罪有“忧”（这种隐忧就集中表现为难以“排除合理怀疑”）。　　第三章:集资诈骗“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隐忧之成因。首先，归纳提炼出集资诈骗较之于普通诈骗而具有的“商事特性”。然后指出:普通诈骗的单向认定方法（推论）存在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之弊;普通诈骗的单向认定标准（表现为重一般而轻特殊、重肯定而轻否定等）同样存在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之弊;单向认定方法与标准投射到程序上则体现为重指控而轻辩护之弊。现有研究并未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章: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新型路径。域外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重视反证的研究，这为克服现实认定标准弊端之因以重要启发。在构建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新型路径时，一是需要补强其认定的反证方法，即确立贯彻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相关联的反证方法。二是建立反证数学模型与反证实践模型（内容见下面的“本文可能实现的主要创新”），补缺认定的反证标准，即建立与认定标准相对应的反证标准（实际是商事例外标准）。反证标准就是“2010解释”列举的正推标准中反映商事特性且能够引起“合理怀疑”的特殊情形进行归纳而形成的标准。如第一种情形中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但是如果因为非预见原因而致使集资款不能或者暂时不能返还的例外情形;再如对那些因为经营或者市场原因暂时不能返还集资款的例外情形。如第二种情形中虽然肆意挥霍集资款，但是如果有其他返还实力基础，只是因为遭遇非预见事件而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例外情形等。（出于行文技术考虑，本文将在正文部分4.3.3节对这些反证标准作深入探讨。）三是补强反证程序落到实处的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建立辩护意见“不被采纳”的完整记录制度、说明制度以及救济制度。　　第五章: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误区及其消除。现实认定中已经存在或者可能存在三个倾向性误区:一是将诈骗方法与“非法占有目的”直接联系;二是集资诈骗罪取消死刑后的“菲法占有目的”认定可以更为随意与宽松;三是“严打集资诈骗”可以将“非法占有目的”存疑的案件勉强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消除这些误区的有效办法是:一是对商事领域的诈骗方法进行限缩解释，只有排除商事特性的诈骗才能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二是“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应更多考量废除死刑背后彰显的诸如金融体制垄断、融资渠道狭窄、被害人存在过错等客观因素;三是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前提下，对“非法占有目的”“整体存疑”的案件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非法占有目的”“前期存疑”的案件认定为侵占罪为宜。　　第六章:结语。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以普通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方法、认定标准、认定过程来适用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其结果就存在难以“排除合理怀疑”之实践困境。隐忧生成之因是缺乏商事思维、忽视商事特性。而具体体现为认定方法、认定标准与认定过程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而克服的办法是补强反证方法，补缺反证标准，补强反证保障机制。同时，鉴于本文存在之不是，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充分吸收域外商事领域“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的研究成果。此外，对推论标准的完善路径（完善现有推论标准、设立新罪名、一次法规制）进行了展望。　　本文可能的主要创新:　　1.新发现:引入研究新的分析方法发现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实践困境。　　本文运用统计学中的样本不完全统计分析法对455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　　其一，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实践困境集中表现为推论之结果难以“排除合理怀疑”。　　其二，这种实践隐忧形成之因主要体现为未关照到商事特性，这是现行司法认定体系无法发现的症结所在。通过对普通诈骗与集资诈骗“非法占有目的”之重点比较发现:以现行司法推行的单向认定方法、单向认定标准一级单向认定过程无法顾及到商事特性。因此，其司法认定效果对普通诈骗罪无“忧”，而对集资诈骗罪有“忧”，这种“忧虑”就集中体现为推论结果难以“排除合理怀疑”。　　2.新的创造:构建了贯彻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的反证数学模型和反证实践模型。　　从国外的反证研究成果得到启发，构建了“重视反证，正推与反证相结合”的推论新体系。为增强新体系的科学性与可靠性，创造性地设计了反证数学模型与反证实践模型。　　(1)反证数学模型　　[反证数学模型描述]:从事物的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哲学观为基础构建了条件选择性函数公式来进行描述，即δim,jn={1(m-n)0(m≠n)(m=1,2,3,4,5,6,7,8,9……;n=1,2,3,4,5,6,7,8,9……)　　[反证数学模型内容]:考虑到“2010解释”中的正推标准存在仅注重诈骗行为的一般情形，而未考虑商事特性的设计缺陷。笔者对此持“一分为二”（反映普通诈骗的情形与反映商事特性的情形）的观点。并将“合理怀疑”分为对控方有利和对辩方有利两种情形。因此，作为裁判者在选择“排除合理怀疑”的时候，选择控方或辩方对任何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合理怀疑”排除，故构建的新模型就要有针对性地将控方或辩方提出的“合理怀疑”（反映商事特性）的情形排除在现有推论标准之外，并针对控方或辩方已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形而认定为有或无“非法占有目的”。其他情况如此类推，故建立反证数学模型。　　[结果认定]:当0＜δ＜1时，视为控方“合理怀疑”不成立，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疑罪从无）的原理，应认定无“非法占有目的”;当m=n时，δ=1，仍表明控方“合理怀疑”不成立，而辩方“合理怀疑”成立，也应认定无“非法占有目的”;当m≠n时，δ=0，表明控方“合理怀疑”成立，而辩方“合理怀疑”不成立，应认定有“非法占有目的”。　　[反证数学模型实践运用]:依据条件选择性函数公式对争议案件进行验证，结果发现:争议较大的典型案件如“吴英案”、“曾成杰案”等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之结果都难以“排除合理怀疑”。　　(2)反证实践模型　　[反证实践模型之原理]:反证实践模型既是对反证数学模型的呼应，也是针对现有正推标准而设计的商事例外模型。其基本原理是:贯彻商事思维，对那些足以引起“合理怀疑”的特殊情形给予足够重视，并在技术上通过反证予以排除，以确保认定之结果能经得起商事特性的检验。　　[反证实践模型内容]结合“2010解释”确定的正推标准，建立相应的反映商事特性的反证标准（商事例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