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是西汉社会由初期向中期转型时各种思潮激荡下的产物,理论的转变是围绕着当时面临的政治和思想的现实课题而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它既是对先秦及秦汉诸子思想的一次融合和总结,又是对早期道家思想的重要继承与发展,在理论上对道家做出了一些重大的突破。 本文以“原道”为《淮南子》的思维起点,以“循道”为宇宙万物最高的行为原则,而以“合道”为自然与社会的最终目标,由此突显了《淮南子》的道家思维特质。这种特征表现为“通”的观念,反映出《淮南子》的道家性质和时代特征。与此同时,揭示了《淮南子》在注重理论的现实运用上,有重“宜”的思维特点。《淮南子》强调理论的适用性,对老庄理论进行了考验,从而将玄远与现实统一起来,开显出道家发展的新动向。 本论文包括导言、论文主体和结语三部分。导言概述了《淮南子》的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主体部分首先从汉初对待诸侯与诸子的态度分析入手,揭示了《淮南子》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渊源。对待诸侯与诸子的不同态度是《淮南子》不同于董仲舒的重要表现,暗示着此书及作者的命运。其次,指出了此书具有“通”的学术观,它既源于庄子,但又对其做了重大的推进,赋予了“通”以积极进取的内涵,并使之系统化,贯穿于各个层次,体现为物物相连、天人相通、会通诸子和贯通古今等方面,是其整体思维模式的重要表现,从而深入地揭示了此书的主旨。再次,以“道”在各个层次的表现与运用为核心,展现出《淮南子》对道家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发展又与对诸子思想的吸收联系在一起,尤其表现为与儒家思想的结合上。《淮南子》对先秦道家所预设的形而上之“道”进行了较老庄更广泛、更深入的揭示,展开了对本体之道和本原之道的特征和功能的描述,由此构成了系统的宇宙生成演化模式。以阴阳五行的运用分析自然和社会现象,这是对原始道家的发展,形成了整体主义和平等的自然观。在对知与道的认识方面,重视普通知识的现实积极的作用,强调学习的必要性,但主张“大智”反对“小慧”。知的最终目的是得道,而道是对一般知的超越。道落实于人事的层面上,表现为对人自身的认识、对治国的之道的探讨和重视道德建设等方面。在对人性和人生哲学的探讨上,《淮南子》一方面主张自然之性,但又认为外在环境可以影响和改变人性。同时吸纳儒家的仁义,作为人性的内容,并认为“性合于道”的真人境界是个体存在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治国之道上,坚持道治原则,吸收法治的合理观念,但以道统法,重视仁义在现实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从本末关系上论证了三者间的关系,确立了“无为而自治”的重要地位。无为既是一种原则,又是道的体现,是道的落实的重要途径,“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是政治实践的目标。在道德建设上,一方面坚守自然道德,同时又注重对儒家社会道德的利用,重视儒家的人伦观念和风俗化民的功能,提倡以诚化民,注意到了道德提升的层次性,并以“与道合一”作为最高的道德目标。 《淮南子》中儒道二家由相抗到相补,再到初步相融,体现了儒道共同发展的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格局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淮南子》对儒家的吸收是有局限的,在社会政治实践中认识到仁义道德的必不可缺,但没有从理论上对儒道融合进行系统论证,因此,儒道相争的特征亦较为突出。而魏晋玄学开始从自然本体的角度论证儒家名教存在的本根性,从而完善了儒道思想融合的理论体系。 《淮南子》对宇宙自然、人生、社会的积极探索,至今仍值得人们吸取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