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学院科学”和“科学知识生产模式2”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阶段，更加意味着科研组织在结构和规模等方面正发生着根本性变革。科研组织是科学研究和创新的主体，伴随着组织内部之间互动和交流的日益加强，组织外部也受到来自社会、政府等错综复杂关系的影响。变化的情境与科研组织之间关系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　　作为科学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典型代表，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被视作一种涉及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知识创造与应用的过程，具有研究与人类健康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研究与应用目标相连的特征。其科研组织具有多样主体参与、组织方式呈现动态化的组织体系特征。但是，科研组织作为科学研究与应用的主体，其形成并不是随机的过程，它受到历史和制度的影响，并被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体系所作用。　　在提倡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环境下，中国正面临着生物医学领域研究与应用之间严重脱节的问题，这已成为影响我国在该领域创新能力发挥的最大障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研究与应用之间脱节的状态是怎样的？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研究问题，以我国战略性发展学科——生物医学领域为研究对象，立足中观层面，从历史演变、社会和组织结构三个维度为视角，结合该领域的学科发展特征和中国体制的特殊性，对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组织体系进行专门研究，以期在组织结构层面上揭示研究与应用关联的脉络，并以此作为打开二者脱节僵局的可行路径。　　首先，本文以组织研究的制度理论、社会网络分析及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框架为基础，从生物医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创新体系和组织关系为主线延伸，提炼出科研组织体系的社会形塑因素。本文认为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生物医学领域的学科特征、国家体制、社会需求为四个重要的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从制度和科研组织体系两个维度，运用历史回溯方法，以科技体制变化为历史脉络，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殊的制度安排对生物医学领域组织体系的影响。　　之后，本文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从组织结构上剖析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科研组织体系中研究与应用脱节的状态。最后，本文基于对国外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的状态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与探讨，与中国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对生物医学领域科研组织体系的影响，对中国生物医学领域研究与应用脱节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是生物医学领域科研组织体系构建成因，研究与应用脱节关系的溯源。(2)对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组织体系的网络关系分析发现，具有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科研组织体系架构。(3)与国外生物医学行动者网络相比，我国生物医学研究与应用的关系在科研组织体系的社会网络呈现整体视角下显著的脱节而在局部视角下则有着联系的状态。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科研组织体系网络具有同质化合作与中心化不平衡的特征，在局部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联系紧密存在多个相似网络;但是从整体网中分别属于研究与应用场域的行动者之间关系疏远分离。(4)我国体制的合法性机制与组织之间的模仿机制构成了形塑科研组织体系的两种机制，加强并固化了该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之间的脱节。这两种机制不仅造成了脱节的状态而且揭示了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研究与应用脱节的原因。　　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本文从组织的外部环境着眼，将科研组织视为一种体系，从科研组织体系的中观层面解读中国生物医学领域研究与应用的关系，并深入探讨科研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呈现出科学与社会在中国环境下的关系。(2)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刻画出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状态，并针对二者脱节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系统地对其进行深入剖析与探讨。(3)本文对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科研组织体系的系统研究，不仅反映出我国跨学科领域的科研组织体系特殊性，而且为我国当代科技政策与学科治理提供研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