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进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相对于投资金融资产等的虚拟投资,实业投资特别是制造业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日益微薄,由此,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偏离自身主营业务,在投资结构上更加偏向于具有超额利润率的金融资产与房地产行业。实体企业所持金融资产规模快速扩增,导致虚拟经济挤占实体经济,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加,贫富差距加大,由此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产生了一定的阻碍,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和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兴起,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相融合的金融创新产物,对现有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非金融企业的投资活动带来了新的局面。数字金融具有去中介化、透明性、普惠性和突破时空限制的显著特点,其能否有助于金融重新回归于服务实体,对实体企业的投资结构偏向产生影响,由虚拟经济更多地偏向于实体经济,成为一项值得探讨的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地检验了数字金融及其分维度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并进一步地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其产生影响的具体影响渠道、内外部调节因素及异质性特征等。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能够使得企业投资结构显著地发生改变,由虚拟投资偏向于实业投资;第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融资约束和管理层短视是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产生影响的两类影响渠道,即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管理层短视倾向,从而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第三,本文区分了数字金融的不同维度对于企业实业投资和虚拟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实业投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其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对于企业虚拟投资,数字化程度对其抑制作用最为明显;第四,本文从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视角出发探讨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影响的调节因素,发现数字经济化程度和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均负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企业内部的数字经济化程度和数字金融之间具有替代作用,外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数字金融之间具有促进作用;第五,本文从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数字金融对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更加显著。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相对稳健,本研究依次使用替换变量法、更换模型法,进行排他性检验,并且使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来缓解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第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本研究表明了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实业投资,同时抑制其虚拟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的回应和解答。第二,本研究丰富了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前置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指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管理层短视两类渠道,影响企业的投资结构偏向,因此,政府应在保持对于数字金融的有效监管、合理规范的同时,继续大力支持数字金融发展,并制定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相关政策,从而为相关政府部门引导企业投资结构偏向于实业投资提供了政策启示。第三,本文对数字金融的分维度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是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实业投资的主要方面,而对于虚拟投资而言,数字化程度则是主要方面,因此需重点支持和发展数字金融的深层次使用、促进金融部门的数字化转型。第四,本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数字经济化同样能够影响企业投资结构偏向,而外部经济政策环境的稳定有利于数字金融更好地发挥其对于企业投资结构的积极作用,因此,有必要促进企业深度数字化转型,并且为企业营造稳定和优良的制度环境。第五,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产权性质差异和行业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和所处行业为制造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即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和处于实业投资更加低迷行业的企业中,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作用越明显。本研究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数字金融与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启示了政府监督和引导数字金融发展,营造稳定的制度环境,并且应当大力促进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企业自身也应积极培养自身数字化能力,借助数字金融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更好地聚焦自身主营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