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因素是个人健康关键决定因素。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居民健康状况受到了持续不断的社会风险挑战,例如现代化背景下健康风险的加速累积、城乡居民健康分化日益凸显、国民健康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健康服务和资源供给难以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社会变迁带来的国民健康问题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且政府在推行“健康中国”战略中尤其强调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在诸多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中,社会资本由于其内嵌于人本身而逐渐受到关注,社会资本的积极健康效应也被诸多研究所发现或证实。然而,社会资本与健康研究依然存在社会资本概念化与操作化不清晰、社会资本影响健康存在内生关系、社会资本概念内核及表现形式的不断变化与相对固定的测量指标之间存在矛盾等挑战。同时,由于测量方式、调查人群及估计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已有研究得到的估计结果也是混合的,很难明确社会资本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健康效应。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在回顾社会资本概念及测量发展的基础上,尝试从新的角度构建社会资本测量框架,基于社会资本的依存主体及环境,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操作化出个人取向、家庭取向以及网络社交社会资本三种类型,研究其对中国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选取自评健康、两周患病和抑郁水平来测量个人健康,保证健康测量的相对全面性。研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值匹配以及样本选择模型等方法综合解决模型估计中潜在的内生混杂,力图得到更加真实的社会资本健康效应。同时,研究还对比了不同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城乡异质性,并探讨了网络情境下的社交社会资本与现实情境下的社会资本在影响居民健康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人取向社会资本,信任拥有较强的积极健康效应,但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健康效应存在一定差异。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均能够提升自评健康、降低抑郁水平;普遍信任还能显著降低两周患病率,但特殊信任对两周患病率的影响微弱,仅邻居信任能降低两周患病率,干部和医生信任则不能,即结型信任发挥了积极的身体健康促进作用而桥型信任则不能。普遍信任增加了农村男性而非女性的自评健康,但增加了城镇女性而非男性的自评健康。特殊信任中的干部信任对男性健康的促进作用最强,对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健康的促进作用最小,这暗示特殊信任对个人健康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与个人的接触度/联系度。此外,信任也能够积极影响居民健康行为,并且特殊信任的积极作用要强于普遍信任。第二,家庭取向社会资本部分程度上体现出积极健康效应,过高水平的拜年网和日常互动反而会体现出不显著甚至消极的健康效应,体现出“适量性”条件下的积极健康效应。同时,家庭取向社会资本的积极健康效应也明显低于个人取向社会资本（普遍与特殊信任）。家庭取向社会资本与女性较高的两周患病率相联系,但对女性自评及心理健康发挥促进作用。亲戚拜年网较大有助于城镇而非农村居民抑郁水平降低,但朋友拜年网则不能显著影响城乡居民抑郁水平。较多的家庭取向社会资本,例如拜年网较大,会增加吸烟、饮酒等健康风险行为的发生概率,这部分程度上可以帮助理解家庭取向社会资本的消极健康效应。第三,虚拟取向的网络社交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总体较小,其中对自评健康几乎没有影响,只能略微降低两周患病概率和抑郁水平。然而,网络社交社会资本的健康效应更体现在其与现实社会资本的互动中:在普遍信任及邻里整合度较低的人群中,网络社交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居民抑郁水平,但在邻里整合度较高的人群中,网络社交社会资本反而与较高的抑郁水平相联系。网络社交社会资本的积极健康效应明显低于现实社会资本,但其能够在后者匮乏的情况下对其发挥补充性的健康促进作用。第四,通过一般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和因果推断模型估计结果的对比可以发现,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普通估计方法一般会高估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的因果联系,造成更多假阳性估计结果。因为那些具有积极特质的个人往往更可能积累更多社会资本,而这些人也同样更可能是更健康的,这种正向选择带来的内生混杂会放大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的联系。因此,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研究者需要对内生性问题予以重视和处理。本研究在经典社会资本分类图式的基础上,获得一个新的、内涵和表现范围更广的社会资本分类方式,并进一步阐释和明晰了多取向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因果效应,为相关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证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也为社会资本与健康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些洞见,即注重结合生命历程、空间视角、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和现实重大社会事件展开社会资本与健康研究,并为提升我国居民健康提供了有用的经验证据和方案,即重视对居民社会资本的培育,减少社会转型带来的人际关系疏离;充分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俗,帮助维持亲友关系和家庭内外凝聚力;关注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社会资本,注重现实和虚拟社会资本间的协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