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规则是国际私法理论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发源于罗马法时代，真正蓬勃发展是在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推动着该理论的发展。国际私法上的强制性规则，主要指涉及特殊事项，不需要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予以适用的实体法规范。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首次明确了强制性规则在涉外民商事争议中的直接适用的法律地位。　　本文研究的强制性规则主要是在国际商事仲裁这个大环境，所以在范围上与国际私法上的强制性规则不完全一致，二者在内容上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前者涵盖的范围要广一些。冲突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主要指实体规范，而在仲裁中，除了实体规范，在仲裁协议以及一些程序性事项上存在的强制性规则也会对仲裁活动产生影响。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在提出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同时，也发现有一类“严格的实定法”规范，独立于上述学说，在国际私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战以后，德国学者提出了“特别连接”理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仲裁庭对于强制性规则没有必须适用的义务，当被证明“有适用的价值”或者其适用有正当的连接因素时，仲裁庭就需要考虑是否予以适用。目前涉及国际商事仲裁的强制性规则主要存在于各国国内法，强制性规则在仲裁中如何规范适用也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国际条约。“直接适用的法”、“强制性规范”、“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等概念，他们相互之间内容上有交叉，但是在范围上并不一致。要想明确本文所述的强制性规则的内涵，也需要把它同“公共政策”以及法律规避区别开来。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内容上也多有混同，但是二者从内涵、外延上均有很大的差别。强制性规则在形式上表现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在国际私法中的适用具有积极主动的特点。而公共政策往往没有具体的表现形式，涵盖的领域也比较广泛，在国际私法中的适用具有积极防御的特点。同时，各国相关的案例也都表明，对该国强制性规则的违反并不一定达到破坏该国公共政策的程度。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适用具有模糊性的特征，强制性规则在其中也扮演着特殊的地位。本文拟区分仲裁地与执行地国强制性规则、准据法国强制性规则以及第三国强制性规则，分别探讨其在整个仲裁活动中的影响作用。强制性规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并不是必须要适用的一类规范，但是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相关的国家利益以及案件的执行、仲裁的价值等多方面的因素，有些强制性规则可能要在仲裁中予以直接适用。仲裁庭的裁决违反相关国家的强制性规则，主要的不利后果就是裁决被撤销或者被拒绝承认与执行。虽然说，各国对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持开放态度，也没有国际条约将强制性规则明确界定为拒绝承认与执行的一项理由。但是，仲裁庭如果完全将相关国家的强制性规则置之不理，很可能会影响仲裁的价值，也会对相关的国际贸易产生不利后果。我国法律体系中涉及国际商事仲裁的强制性规则主要包含在经济法、劳动社会、外汇等特殊领域的制定法中，国际条约以及仲裁机构的规则中也存在少量对涉外仲裁会产生影响的强制性规则。这类规则如何应用于涉外民事案件中，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解答，直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出台。法律适用法针对的是法院处理案件时对待我国强制性规则的态度，而涉外仲裁中如何处理尚无法律法规给予比较明确的解答。法律适用法中明确要求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过程中，对涉及我国法律的该类规则直接予以适用，在涉外仲裁中，仲裁庭可以参照该条，决定相关强制性规则的适用。国际商事仲裁庭在处理涉及我国强制性规则的案件时，当然并不是承载着必须适用的义务。法律适用法第4条以及相关实践案例，都明确了我国立法以及司法中对这些规范的态度，仲裁庭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对于一些体现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以及反映我国基本道德、社会秩序的强制性规则，仲裁庭应当适用相关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