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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公司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投资收益的不断增多,投资活动占公司财务活动的比例在逐年增加,投资决策在财务决策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这样的公司背景下,管理层在投资决策时应该会时刻关注公司的变化,谨慎做出投资决策,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从而实现投资的高效率。然而根据现有理论的分析,由于委托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管理层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不理性的投资决策:一方面将现金流投资于净收益为负的项目引起投资过度,另一方面却减少投资于净收益为正的项目的资金引起投资不足。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投资问题,都可能使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导致了财务活动的无效性,从而不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相反,高效率的投资活动能够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为公司经营打下坚实的基础,实现公司价值的提升。因此,研究如何提高投资效率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薪酬激励机制作为解决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良好机制,能够缓和股东和管理层的矛盾,减少监督约束成本。它通过给予高管货币薪酬,满足其追求私人收益和弥补私人成本的要求,鼓励其在投资决策时能适时权衡利弊,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薪酬激励机制在我国公司结构中缺乏有力的治理效果,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时间短、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以及缺乏多种类型的薪酬激励方式。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可知,薪酬激励常见的激励方式是货币薪酬水平,较高的货币薪酬水平能够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而相对而言,货币薪酬差距作为薪酬体系中独特的薪酬方式,所起到的激励效果却较少受到重视。基于此,本文深入研究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在投资效率上的作用就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经历着由粗放式经济模式向集约型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地区拥有的资源和法规政策不同,使得不同制度环境下薪酬机制所发挥的激励作用会出现偏差,这也意味着制度环境会对高管薪酬激励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结合市场环境,实证检验了两者的关系。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回顾制度环境、高管薪酬激励和投资效率的相关理论文献,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锦标赛理论,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高管薪酬激励与投资效率三者的关系,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提高投资效率;货币薪酬水平方面,货币薪酬和未预期薪酬与投资效率都呈正相关,说明货币薪酬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投资效率;货币薪酬结构方面,内部薪酬差距和外部薪酬差距都与投资效率正相关,说明货币薪酬差距的扩大能够实现投资的高效率。进一步检验之后发现,在影响投资效率的关系中,制度环境与内部薪酬差距、制度环境与外部薪酬差距都呈显著的替代关系,特别是在区分了股权性质之后,这两种替代关系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加突出。同时,通过替换相关变量检验和对模型数据进行特殊处理后再次检验,得出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最后,本文在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果,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提出:加强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制度环境对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公司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高管薪酬契约,并不断完善薪酬激励的治理结构,使货币薪酬发挥长期激励的效果;通过扩大高管的货币薪酬差距来发挥薪酬激励的作用,促使高管之间保持一种相互监督和竞争的良好氛围;在完善外部制度环境治理作用的过程中,加强公司内部激励机制与制度环境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制度环境与薪酬差距激励在投资效率上的影响作用;完善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披露管理,使更多薪酬激励方式的披露能够遵循系统管理、详细计算的程序,从而增加薪酬信息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