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明治时代知识阶层的精英,夏目漱石始终不懈地探索着从传统封建跨入近代开化时期日本国民的合理人格,企图在东西方文明的互鉴互照中为日本近代社会设计出一条合理人性的实现之路。在他的一生中,近代自我觉醒是其不变的追问主题。创作初期,他激愤于日本畸形的社会境况和弊劣的国民性,对压抑个性的社会文明和盲从不自知的自我遮蔽展开嬉笑怒骂、反讽激刺;中期的他巧妙地通过对“爱”的存在困境的重重阐发和探究,来表达宏大的社会觉醒意义。但个性的解脱和伸张与道德规训的相生相克成了解不开的死结,他不断探索着,终因没有理想出路而一次次搁浅,走向未了的悲剧;在创作晚期,他扬弃了“自我本位”思想,提出“则天去私”的人格理想,人性自我的觉醒也步入了修养主义的虚幻之境。夏目漱石一直坚持自我的近代化觉醒,为它的合理实现不断探索和突围,展现出先觉者的崇高风范。个性解脱和道德约束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时代之风中没有得到完善融合和创造性的解决,这成了他探索失败、精神困苦的根本原因。国内研究界对夏目漱石文学中的自我觉醒主题语焉不详,对作品反映的个性解放问题也说法不一,所以实可再论。本论文想在分析夏目漱石作品文本的基础上去看待其自我觉醒的时代主题,并试图点明他在日本近代自我实现问题上的先觉和思索。通过他,透视出日本近代社会自我觉醒的曲折艰辛。夏目漱石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启蒙中留下了伟大先觉者的身影,指引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及战败后的社会自我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