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已被普遍认为是新兴的“世界工厂”,许多产品上都出现了“中国制造”的标签,然而“在”中国制造并不意味着“由”中国制造。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的研究不难发现,当本土企业仍严重依赖于国外投资者的技术时,“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是不真实的。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跨国汽车公司及全球零部件供应商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中国汽车企业受到不同时期政策及市场需求的影响,选择了合资与自主创新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显现的生命力也不同。因此,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透过治理的视角,旨在回答不同发展模式下中国汽车企业应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问题。作为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全球价值链涉及全球范围内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者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当全球价值链理论用于分析价值链上各个环节以及不同价值链之间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时,它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结构,为研究数据的产生提供一个启发性的框架；当它用于解释全球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以及确定缓解不平等趋势的政策杠杆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因此,全球价值链也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Kaplinsky and Morris,2001),被广泛用于分析全球价值产业转移、利润分配、产业升级、产业集群、产业政策、扶贫就业等全球化下的热点问题。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全球价值链理论从产业视角重点研究治理和升级问题。升级是价值链分析的重要概念,即通过获取技术能力和市场联系,以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并转移到更高价值的活动。而治理则是价值链分析的核心概念,指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协调,它强调价值链中权力关系及其形成和使用该权力的机构,是讨论升级策略的前提。在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总有某些企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全球生产、物流和分销的组织过程,这些主导企业通过它们构建的治理结构制定各种重要决策,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市场准入与活动范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汽车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装配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相应发生变化,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由此重新解构。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产业一方面因此获得了进入全球汽车生产体系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遇到阻碍价值链升级的困境。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由不同产业政策所驱动,并受全球化和市场需求因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合资模式与自主创新模式。经济发展的内生模型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FDI会为本土企业带来技术溢出,然而,中国的合资汽车企业在嵌入由跨国汽车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后,只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技术能力,在全球市场上获取技术优势仍非常困难,面临着溢出拦截。自主创新企业构建了由自己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但在核心技术、营销、物流及风险资本等高级要素发展能力的培育上,仍需要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作为汽车产业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大多只能以二级或三级供应商的身份嵌入全球价值链,其升级应以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变更为基础,从企业、协会和政府三个层面进行努力。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意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主要梳理了全球价值链治理及升级的相关研究,为全文的分析提供理论框架和基础。第三章探讨了汽车产业全球化生产格局的特征、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第四章首先回顾了中国汽车企业合资模式与自主创新模式的形成过程,然后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对现阶段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第五、第六章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通过跨案例研究和文献研究,分别探讨了中国汽车企业及零部件企业的升级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中国汽车产业升级应重点把握汽车全球价值链的零部件供应与研发环节。从价值链的附加值构成比例中可看出汽车零部件环节在整个汽车价值链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产品研发是汽车工业技术结构的首要环节,在此基础上,汽车制造商才能对零部件进行统筹组装,考虑到研发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提升产业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而从财务的角度看,汽车产业研发环节的投入产出比远远高于制造环节的投入产出比。因此,无论是通过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研发环节都是汽车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掌控了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意味着能够拥有竞争优势,同时也代表了国际竞争力水平的高低。其次,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影响着知识的传递,进而影响升级。知识转移和升级主要受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链上主导企业的战略等制度设置的影响,它们决定了知识流动和升级的速度与方向。企业获取能力的方式可以是通过自身的积累和提高；也可以是在全球价值链上通过出口进行学习以及FDI的溢出效应等方式获得升级。中国汽车产业升级需要重点提高技术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在汽车产业中,产品开发是联结技术和市场的关键环节,只有通过产品开发(即整车开发),汽车企业才能吸收、改进和应用大量相关技术。也就是说,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技术扩散一定会发生,但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并非是必然、自动、线性和没有成本的。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最主要取决于中国汽车企业为提升本土技术能力所做的努力。最后,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不一定遵循某种既定的路径,不同发展模式下的中国汽车企业所面临的升级困境与策略选择也不相同。事实上,无论是选择哪种发展模式都会遇到升级的阻碍或困境,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升级策略选择。在自主创新模式下,中国本土汽车企业能否在发展初期依靠本土市场所提供的空间来培育难以简单模仿复制、高进入壁垒的技术研发与创新等高级要素发展能力,成为其能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要素,这不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内市场的“保护”策略。而在合资模式下,中国合资汽车企业在俘获型治理关系中的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得到印证,功能升级比较困难,但通过日益明晰的专业化生产与劳动分工,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类产品生产的专业制造商,满足汽车市场需求日益多样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