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爬梳《伍伦全备记》的研究历史及现状,会发现尚未有专门研究此剧的论著,亦无点校本。这部开启明清传奇时文风气和教化剧之先河的传奇作品,受到了瑕瑜不一的评价,明清两代的曲论家多把其列入“中品”“具品”“能品”,今人则多为泛泛而谈,把此剧定为宣传道德礼教的典型之作。前贤时宿主要是訾责该剧落入说教的窠臼,简单图解理学概念,堆砌书袋子语等,可取之处是语言较为本色、华实并茂。关于此剧的作者,明清两代普遍认为是丘濬所作,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以韩国学者吴秀卿为先,开始争议丘濬不是《伍伦全备记》的撰作者而是改编者,国内学者孙崇涛、徐朔方等表示赞同,但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资料证实。至2017年,吴秀卿根据韩国的新见资料得出,《伍伦全备记》就是丘濬于1450年二试礼部不第后归乡途中所撰的明确结论。《伍伦全备记》的主题倾向即宣扬“三纲五伦”的万事之理,君圣臣忠、母慈子孝、夫正妇贤、兄仁弟悌、朋义友信的伦理都全面展现,以植立纲常、扶持伦纪为创作宗旨,以力求展示一个伦理道德齐备的家庭。《伍伦全备记》的戏剧矛盾即忠臣与孝子的身份冲突,剧中伍伦全、伍伦备既是孝子又为忠臣,要做到全忠全孝,就要消解忠孝矛盾,即“移孝作忠”“忠孝是一理”。忠孝不离、家国不分,伍伦全、伍伦备尽心为国即为行孝,伍母勉励子为国效力,淑清、淑秀代夫行孝,让伦全、伦备无后顾之忧则是间接尽忠。《伍伦全备记》中的艺术形象多是君子、淑女的化身。伍伦全、伍伦备兄弟皆修身励志、以理自守,性格不畏权贵、心怀信义,品行上虚怀若谷、求知若渴,更有鸿鹄大志,在官位上能为君为民;安克和时而虚头贫嘴、调侃揶揄,但也善解亲意、恭敬兄长,性格上不失正直心细的一面;施善教兼有男性家长和教书先生的身份,不论是教女或是教生,他都力图立纲陈纪,以劝化众人,言行举止极力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伍母既是一家之长又是贤妇模范,她守节养子,为母慈爱,更有卓越的见识,她的形象超越了伦理观念的母亲而有更高大光辉的意义。淑清、淑秀两姐妹是谨遵闺训的淑女贤妻,两人持身谨严、善事夫家,淑清直率干练,有长女、长媳的担当,淑秀温顺孝悌,深有闺内之修。景氏性情刚烈,是伦全名义上的妾室,即使与他未曾谋面,但为保节能毅然投井,可谓贞正之极。另外,家仆永安、张打牛、也克罕等人物能在上述正面角色的传教下亦能深感风化。《伍伦全备记》的艺术风格与勖世警劝的思想内容是相互契合的。一是有完备合理的戏曲体例,首先是题材的取舍,按照“风化”主题倾向去编排剧情、塑造人物。其次在情节结构上,先是伍家、施家两线,后是朝廷、家庭两线,这些主线在冷热交替、动静互补中交错发展、平行进行,共同推进情节发展。第三是宫调曲牌,剧中所填的三百四十九支曲子生动逼真地传达出人物的情感,突出人物性格。第四是科介动作,剧中科介包括角色上下场以及对角色身段的提示、对角色的表情神态和心理活动的提示、对舞台效果的提示等,科介运用较为合理。二是华实并茂的语言风格,具体分为“拙素谑浪”“通俗化”“蒙古语”和“经典语”,语言大体拙素俚浅,亦有谑浪的一面,用通俗化的语言传达真情实感,更有不少的蒙古语,具有时代、民族特色,经史语的整合和典故的带入使剧文趋向案头化,语言总在庄与谐、雅与俗之间张弛。三是塑造典型的道德模范,人物性格有共性也有个性,从性格基底的侧重点、在场分量的不同等方式一一展现艺术形象,并且采取烘托、独白、矛盾冲突的方法去刻画,极力塑造了“今人中少有,古人中难得”的特殊人物。对《伍伦全备记》的价值及戏曲地位进行重估,首先是国家政治层面,“天子广励教化”尤重戏曲的教化功能,“劝人为善”是为数不多的政策允许戏曲创作之题材,有利于稳定政局。其次是社会民众层面,《伍伦全备记》在搬演的过程中,用寓乐于教的方式传扬伦理道德,其有裨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同时有利于剧文里的中国传统典故向民众传播。最后是文学文化层面,《伍伦全备记》不论是内容上的理学观念、伦理劝惩,或是形式上的用典、时文手法等,在其后有不少剧作家深受浸染,尤其是正统文人效法明显一度影响后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