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作为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比对关系，原本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它背后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使得经济问题政治化。始于2003年的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就是汇率问题政治化的体现。　　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美国利益集团-国会-行政部门关系的分析，认为在美国国内制造业、纺织业等利益集团的驱动下，人民币汇率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其中国会架起了将此议题从社会公众问题过渡到国家政治议程的桥梁，但是，总统和及其领导的行政部门在制定对华政策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参与行为体之间不断讨价还价的过程，最终占据主流的利益集团、国会和行政部门形成了通过“金融外交”的方式解决人民币汇率争端的共识。在此共识下，美方提出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构想，并于2006年与中方一道成立该机制。论文还对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利益集团以及中国政府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在2005年7月作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决定是外部压力和内部经济发展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维持比较稳定的汇率环境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　　论文指出，操纵汇率、转嫁国内危机是美国的一贯做法。在国内经济衰退，“双赤字”节节高升的背景下，美国借助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实现其经济利益。美国经济手段包括利用双边巨额贸易不平衡与中国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国债与金融市场，为美国国内发展提供融资;同时美国通过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实现其更大的金融利益。　　论文认为，中国坚持自主性、渐进性、可控性相结合的原则，推动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改革，是权衡国内外经济形势后做出的最优选择。在美元霸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中，人民币的生存空间相当狭小，这就要求中国运用高超的金融外交技巧，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并通过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的地位。论文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