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技术体系思想中的技术与古代的技艺有所不同,技术体系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在大工业条件下的应用。技术在马克思时代体现了一种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以此成为了一种具有批判意义的工具;而涂尔干则在此过程中看到了由于社会分工而产生的有机团结。之后的技术哲学思想也都是将马克思的技术置于与人本主义思想所对立的视角。但是,马克思的技术体系的思想在某个层面上来说恰恰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正是体现在其社会历史的进化逻辑上。马克思将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演化的历史,而演化的动力是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正是体现技术体系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技术体系的意义看作是高于以往时代的技术的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批判性的思考来阐释马克思社会理论中具有技术哲学思想的观点。卢卡奇以“物化理论”来发展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合理内涵。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可能造成工人被物化的状态。并不能带来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新马克思主义者迈克·布若威Michael Burawoy)认为马克思社会理论思想具有重要的解释传统的意义。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中,他更加突出了制度对于生产制造同意过程的意义,而忽略了技术体系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社会理论观点的解读都没有立足技术体系对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的观点进行阐释。随着世界格局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解读逐渐从战争、革命的时代中走出来。如何才能适应日常生活、适应和平时期的欧洲这样的富裕和发达社会的需要?如何从学术的角度继承和批判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阐述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技术体系的重要作用,并与原滋原味的马克思社会理论所阐述的事实背道而驰。回到中国现实社会中,不论是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社会还是改革开放后新单位制的社会和组织,都离不开技术体系的支撑。通过对国企通钢和民企海鑫研究的评述表明了技术共同体的形成对于企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进一步证明技术体系在企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助于认识新单位制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从组织社会学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技术体系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这种研究也为认识国企改革和新单位制下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经验研究的参照视角。实质上也是一种有别于制度决定论的认识和破解当前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新的视角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