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在现代二级银行制度下,虽然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易是用银行存款进行支付的,但是绝不能将银行存款作为流通手段意义上的货币来看待。银行存款余额只是银行的负债形式,是对货币的索取权凭证,而不是货币本身。中央银行作为社会资金清算中心,所有银行存款的划转最终都会在中央银行那里,归结为存款准备金在各商业银行所开账户之间的转移。所以整个社会的货币流通量实际上等于现金加存款准备金,即通常所说的基础货币量,而不是现行统计口径下的流通中现金加活期存款。现有关于超额货币供给的研究暗含的基调,是认为超额货币供给是货币超经济供应,是央行主动为之的结果,但对超额货币供给的界定方法却迄今都未形成一致观点。G D P不能代表所交易的全部商品量,也不能仅以C P I代表通货膨胀率,所以用M2的增长率超过G D 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的差额来衡量超额货币供给,是与其理论基础即交易方程式的逻辑不相符合的,更遑论以M2/G D P比率来衡量。长期以来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强制结售汇制度,一方面导致我国央行以购买外汇为抵押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另一方面造成“货”在国外而“币”在国内,国内货币供给量与商品量之间形成了缺口,伴随着存款货币银行体系国内负债与国内资产之间形成了差额,这个差额正是本文所界定的超额货币供给。考察我国超额货币供给的外部来源,发现经常项目顺差一直是超额货币供给的稳定来源,其中主要贡献者是货物贸易顺差,而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逆差是其中最主要的抵减因素;大多数年份资本与金融项目和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之和为顺差,这主要归功于直接投资的顺差,而间接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则波动明显,是影响超额货币供给增量波动的主要原因。央行为冻结一部分被动投放的货币所付出的利息并非国内资产运用的结果,所以它是超额货币供给的来源之一;货币供给增长来源中,来源于国内信贷的派生存款与外汇占款在相对量上此增彼减,但二者具有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这一方面是内生于经济运行,同时也受到政策性因素的作用。通过按部门对银行体系国内净负债即超额货币供给进行分解,以及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发现居民部门在超额货币供给中所占的份额在逐步下降,而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则相对上升。造成这种趋势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相对加重了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二是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在向着不利于居民部门,而利于企业部门资本积累的方向发展。要控制超额货币供给的增长,需要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配合发力,构建我国货币供给的长效机制,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根源上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