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涉及了许多主题:如意义问题、理解问题、命题问题、逻辑问题、数学的基础、意识的状态,等等。维特根斯坦认为,如上的哲学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人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语言。我们可以把这些哲学困惑比作一种疾病,哲学的目的就是治疗这种疾病,因而,哲学的任务是治疗性的。由于这种疾病源于人们对语言的误解,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就在于更好、更清晰地理解语言的作用,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要获得一个清晰的语言视景。为了达到他所谓的语言的“清晰视景”,他研究了许多语言使用不当的例子,尽管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解决或消解这些哲学上的困惑,但他关于语言的论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兴趣的范围,在许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像其他语言研究者一样,他为提供一个清晰的语言视景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并且他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贡献。出于哲学治疗的目的,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学习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思想,如意义即使用,语言游戏,家族相似性、语言生活形式观等,这些思想的提出有效地瓦解了意义指称论,开启了语用学研究。但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也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他对这些领域的具体研究并不是非常感兴趣。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以不同的方法研究语言的诸多细节,他们得出的原则或结论比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中所展现的观点详细的多。因此,本论文要研究的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研究和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对语言本质的研究有什么关系?换言之,维特根斯坦在语言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观点和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得出的结论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本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把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同其他语言研究者的研究进行比较,比如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思想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杜威(JohnDewey)等实用主义者的观点就有许多相通之处,米德和杜威都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待语言,他们都认为,语言是人与其生长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们把语言看作工具,人类主要通过语言才能进行相互合作,合作行动才得以实现。实用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语言的生物性质和社会性质。这些观点与维特根斯坦后期两个重要语言原则(central doctrine)相类似:1)语言的意义就是它的使用——意义即使用,我们能够用语言来做事,同样的语词在不同的情景中有着不同的意义;2)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生活形式,我们什么都可以怀疑,就是不能怀疑我们赖以生活的生活方式。生活形式是我们一切语言活动的基础,我们所有的语言游戏都是在生活形式上展开。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有关土著人语言的研究《原始语言意义问题》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语言与活动不可分离,与语言相伴的语境和活动是语词的意义构成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特根斯坦多次问:“我们是如何初次学会这个/那个词的?”维特根斯坦这样问旨在治疗、消解哲学上的困惑。通过这样的提问他想要证明:我们可以通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场合来学习一个词——有许多各种不同的语境(contexts)或情景(situations)使我们获得一个词的正确用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试图寻找一个抽象的意义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学家或语言哲学家都这样认为,比如内在主义语言学家如乔姆斯基就认为:人天生具有一个语言器官(language faulty),所有的人类语言都具有共同的语法——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尽管环境因素在语言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可或缺,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类先天的语言器官,环境只不过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触发因素。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透过诸多语言现象对人类共同的语言器官进行研究。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理论的提出掀起了语言学界的革命,但生成语法在产生伊始就受到哲学界和语言学界人的质疑,据帕特曼,来自哲学界的质疑声音主要是受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在这些质疑声中,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不断变化,以至于变得面目全非。迄今为止,生成语法学家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各语言都适用的普遍语法。本论文对这种现象进行详细的分析,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概念出发,对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进行全面的对照研究。具体说来,这些比较研究可以归为以下几组概念的比较,绝对共性和家族相似性、普遍语法和哲学语法、语言奥秘和生活形式、内在语言和外在语言。尽管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观点虽然对意义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有效的瓦解,但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学科来说这远远不够,因为“使用”这个概念太宽泛。所谓宽泛,最重要的在于没有标识出使用符号和使用其他东西的差别,就是说没有突出“意义”。“意义即使用观”还使人想到语言研究中仅仅使用描述方法的局限,我们不可能穷尽一个词的所有用法。另外一个问题是“使用”似乎太多变了,“语言的结构是稳定的,用法是多变的。因此有理由说,是结构而不是用法决定了一种语言的同一性,规定了一种语言不同于另外一种语言。”语言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些语言结构或语言规则,因为说到底语言的使用不同于泛泛的使用,而是一种规则辖制的行为。我们还发现,虽然维特根斯坦在著作中多次对语言学习进行研究,但他没有对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区分,而这些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语言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索绪尔的“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的区分,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performance)”之间的区分。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言语”或“语言行为”的研究达到对“语言”或“语言能力”的认识。我们认为这种区分在研究中是有必要的,首先明确研究的目标,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当然我们不能以一个语言学家的标准来要求维特根斯坦,因为维特根斯坦对建构什么理论从来不感兴趣,他要做的是“治疗”、“瓦解”的工作。作为一个顶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极具穿透力,他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或哲学概念对人文诸多学科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具体而微地像某一个学科如语言学为了研究或理论的建构进行一些术语区分,如果真是那样,反而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背道而驰了。作为一个学科,语言学研究不可能停留在泛泛的语言使用上,语言学家的研究就是要超越这些具体的用法,去发现辖制这些用法的规则,无论这些用法是乔姆斯基的先天规则还是实用主义如米德的社会建构。我们同意并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研究语言的初发形式或语言的简单形式(simple form)对研究语言的复杂形式或语言的本质不可或缺。通过对儿童语言学习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的作用。通过对这些具体细节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相关的思想以及他的整个语言治疗方案。这也是本论文的重要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