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了近三十年，超出发展经济学家以库茨涅兹。周期为据推算亚洲经济增长不会超过二十三年大限的判断七年。但是，中国经济GDP总量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人均GDP的同时“起飞”。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分别在60年代初、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起飞，人均GDP在1984，1988，1989，1995年越过10000美元。而2006年我国人均GDP仅为2042美元。以人均GDP为衡量的增长绩效仅为上述新兴经济体的五分之一。是不是以人民币为标的的价格体系有压低我国资产价格，进而影响人均GDP变量衡量的成分，促使我们对人民币升值问题作一较为系统的探索。 经济学家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领域。总结起来，从商品贸易市场角度研究人民币升值变化的后果，往往关注汇率变化后：(1)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效应使出口市场萎缩；(2)出口市场萎缩将挤出利润率在升值范围以下的企业而造成失业；(3)失业企业有可能使产业链条成长中的关键环节中断而引致结构成长硬伤。作者认为，讨论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市场参与者的福利后果是重要的。但是，进口市场与出口市场参与者的福利得失并不是福利分析的全部。站在商品贸易市场分析基础上，从国际货币体系入手讨论作为外围货币的人民币对核心货币的双边效应才能有更全面的福利分析效果。 本文讨论铸币税理论演化对人民币升值研究的启示。作者从铸币税理论演化出发，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几个模型——鲍莫尔-托宾货币需求模型(The Baumol—Tobin Model)、希德劳斯基(Sidrauski)模型、卡甘(Cagan)铸币收益模型，以此为基础，讨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结构特征——核心-外围货币理论。综合两方面的理论讨论，作者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福利得失。最后，给出了铸币税理论演化对人民币升值研究的启示和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