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顺畅的问题,学术界一般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参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进程，提出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吸收农村劳动力，完成由“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转变,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但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究竟有没有普适性？是不是有约束条件限制着这一经典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这是值得研究的。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借鉴依附理论的相关论述，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指出，生产与需求的不平衡是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其一，国内生产与需求不平衡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公司化”带来了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产生了生产过剩问题。而分配机制的不合理使得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造成了内需的不足。这使得需求引发生产，生产吸收劳动力的传导机制受限。其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确立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支配全球生产关系。导致没有一个超脱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纯净”市场——像历史上容纳发达国家的过剩生产那样——去容纳发展中国家的过剩生产，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不仅如此，全球性的生产与需求不平衡反而会通过输入型经济危机的方式制约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依附—半依附”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使得跨国公司主导的不平等的交换贸易很难给予发展中国家企业足够的利润空间稳定地吸收农村劳动力。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并不具备发达国家拥有的历史条件。发达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并没有普适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应该建立第三产业与农业的互动机制。通过现代化农业的建设把农业打造成与工业具有同等劳动报酬率的行业。这样，一方面通过农业本身的发展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就地吸收农村劳动力；同时，也通过大幅提高农业报酬率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解决产业间劳动者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为以“消费经济”为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反过来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形成良性循环机制，最终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