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出《中国制造2025》作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青岛市制造企业纷纷进行转型升级。　　目前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层面，且多是基于经济学角度；在管理学角度的研究中，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大都基于外部视角，但从企业发展角度来看，转型升级的根本是人才队伍素质的改进与提升。因此，本文选取企业人才队伍中的群体之一——高管为研究对象，检验高管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对转型升级行为的影响程度，以及转型升级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青岛市制造企业高管为样本，对转型升级行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转型升级合法性等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形成研究假设，同时结合当前研究及本文研究内容开发了相关问卷。数据调研阶段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25份，并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后，研究运用阶层回归分析检验了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转型升级合法性对转型升级行为的影响，并探究了转型升级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创新能力对转型升级准备和转型升级执行均能够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β=0.245，p＜0.001；β=0.218，P＜0.01）；高管的潜在吸收能力能够对转型升级准备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β=0.207，P＜0.01），其现实吸收能力对转型升级准备和转型升级执行均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β=0.270，p＜0.001；β=0.385，p＜0.001）；转型升级实用合法性对转型升级准备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β=0.356，p＜0.001），但对转型升级执行的影响作用没有显著性；转型升级道德合法性、转型升级认知合法性和转型升级实用合法性在潜在吸收能力与转型升级执行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0.343，P＜0.01；β=-0.301，P＜0.05；β=-0.212，P＜0.05），转型升级认知合法性在现实吸收能力与转型升级执行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0.349，P＜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