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波及了整个世界经济,两国之间的几轮贸易战大大削弱了两国经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例如,中美两国之间的GDP、贸易和投资均有下降,并且2019年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GDP等经济指标均有所下降。贸易摩擦意味着经济、社会福利和贸易流量的损失,波及最为严重的便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比如抑制进出口、投资和技术创新等。投资、消费和出口分别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对于中国,投资对GDP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仅能够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微观效应,还能为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部委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以倍差法（DID）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并且检验了倍差法的有效性,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从实物期权、金融摩擦以及预防性储蓄三条传导渠道进一步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还对实物期权中增长期权渠道做进一步检验。本文还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异质性作用,发现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管理水平、不同出口强度和不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强度下,二者关系均存在异质性。本文相关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采用三种不同的度量方法测算出5个中国在加入WTO前后的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指标,并对这5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不同行业之间TPU差距较大,因此以两类关税差额计算得到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符合准自然实验要求,为后续使用DID方法检验TPU对企业投资的作用奠定了基础。第二,使用倍差法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TPU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投资。为保证DID模型的有效性,本文分别进行了 DID模型的预期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产业时间趋势效应检验、动态效应检验和两期倍差法检验,上述结果均可以对DID中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并表明本文的回归中不存在以上问题,故而DID的有效性得到了证明。第三,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发现了三条传导路径:实物期权、金融摩擦和预防性储蓄。对于实物期权影响渠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主要作用在延期期权,导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实物期权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由于单一的实物期权检验无法判断增长期权的存在以及作用效果,本文进一步加入行业竞争程度来衡量增长期权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增长期权存在,且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增长期权对投资存在明显影响。本文还对企业外部融资能力以及企业储蓄进行度量,来表示金融摩擦和预防性储蓄两个中介变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金融摩擦和预防性储蓄两条影响渠道显著,且使用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中介模型保持一致。第四,本文进一步考虑不同企业性质及条件下和不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强度下,二者之间影响关系的差异。首先考虑企业所有制,TPU对企业影响存在区别,外资企业依仗其经济或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国有企业依仗其与政府之间关系获得了金融资源的倾斜而进行投资,二者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均拥有比民营企业更多的应对方式以及更雄厚的实力。其次,随着TPU的下降,企业投资逐渐升高,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边际促进作用在逐渐减弱。再次,由于出口企业常年与外国政府来往,企业经营者的不确定性感知较非出口企业经营者更强。最后,发现在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企业会更合理的配置资产,例如预防性储蓄或者投机性质的金融资产储备,可以更好地应对贸易政策变动。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较少从贸易政策变动这一外部因素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作用,本文发现TPU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投资,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我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引致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有关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决定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基础,选取加入WTO之前的美国对中国进口关税的非正常贸易关税与最惠国关税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行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构造连续处理组,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 TPU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探究了 TPU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化对TPU与企业投资变动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解。此外,本文还引入企业异质性特征深入考察了 TPU对企业投资的异质性影响效应。本文经过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企业应采取分期投资策略、进行广泛的外部融资和深度的内部融资、合理配置储蓄结构并且积极提高企业自身管理水平以应对未来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第二,地方政府应保证市场处于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地位,深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减轻企业之间的要素配置扭曲;地方政府还应当保障地区内部经济稳定,避免突发性经济事件的发生,降低政策变动的幅度和频率,为企业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投资环境,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要准确察觉到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当环境发生较大改变时,地方政府应当向企业积极释放预警信号,提醒企业重新审视其投资计划,帮助企业在环境不好时度过难关。第三,中国应当积极参加国际合作,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与各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为国家创在一个稳定的贸易大环境;秉持多边贸易主义,坚持与各国友好协商、共同建设、成果共享,公平合理地降低笼罩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对内应当积极促进国内循环工作的推进,加快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建设以及完善好国内与国外双循环体系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