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摇滚”在80年代中国大陆是作为精英文化出场的,它不同于大众文化中用于娱乐,而是有所表达和诉求的音乐。“民谣—摇滚”的受众主要是高校学生和知识精英,它释放了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这背后,则是改革的欲望。在这一脉络下,“民谣—摇滚”的出现,震惊了在革命时期陷入集体主义思维的大陆,并在90年代中期到达了一个高潮。进入新世纪,音乐类型的界限开始模糊,“民谣—摇滚”在90年代积累的能量被逐渐掏空,并开始与大众文化结合。在这个脉络里,“民谣—摇滚”的生产和消费,主要是由青年完成的。它鼓动了一种青年激情,不管是以呐喊的,还是忧郁的形式,并且烙印在了青年的记忆中。从歌手方面来看,他们从青年开始歌唱,直至中年,依然以青年的姿态歌唱,这就像是歌手的身体里有一个不会老去的青年。从这个现象可以看见,“民谣—摇滚”定义了青年。青年在这种音乐里被凝聚成了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强烈体验。唱片工业的发展使得“民谣—摇滚”获得了极大的流行度,一种青年的集体情感也因此被界定和保持了下来。本文选择的研究面向是“民谣—摇滚”中体现出的“青年主体”的变化。因而需要回到歌手的创作上,以歌手及其歌曲为主要分析对象,并探讨“青年主体”这个形象在改革到经济崛起这个脉络里的变化。本文选了崔健、张楚、朴树、许巍、汪峰五个歌手作为分析对象。从这三代“民谣—摇滚”、五位歌手身上,一条不断变化的、青年主体的轴线能同时被清楚地拉出来。崔健音乐中的“青年”,面对着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社会变迁和革命理想的崩溃,不断调动过往的社会主义资源,向内凝聚成一种抵抗性的姿态,向外则是表现出“个体”对“国家”、“集体”之间的张力。这个姿态从一开始的强悍,到后来渐趋隐忍,对应的是80年代越来越庞大的市场机制,和社会的整体转型。到了张楚身上,这个“青年”一方面维持他的批判力,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自身的软弱,以及面对现实世界的无力。资本逻辑下的社会运作,切断过往的人际纽带,将“个体”原子式地、一个个抛向生产链。“个体”的批判声音越来越单薄,同时也愈来愈向内退缩,几乎成为一种喃喃自语。张楚音乐中的“青年”以他最大的力量,保持一个抵抗的位置,然而其中的批判已不是诉诸社会大众,而是一种“个人式”的社会批判──表达社会不满,却只有自己能听得懂。时间更往后移,市场社会的成熟以及新世纪的到来,挑起了世纪末的忧郁与狂喜。此时,已经与社会主义革命记忆切断的“青年”,更快地投入以国家崛起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中。当中“青年”的内在生产出更多迷乱的感觉,“个体”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元且精致,并且在商业市场的推动下,不断与不同的权威、集体结合在一起,“个体”批判力也因此被封闭得更为彻底。许巍、朴树和汪峰的音乐便表现出这一时期多样且精彩的“个体”表现形式。然而同时,他们也见证了“青年”的思想活动如何从原本的向外批判,向内转成个人的骚动不安,最后被自我消化成一种平静安宁。特别是到了汪峰,当商业与国家资源高度集中在他身上,便能清楚看到,这个“青年”如何自我改造,配合时代“主流”的发展,成为国家和商业活动最强而有力的代言人。从崔健那个时代,一路到新世纪,这个“青年”也在这里完成了对自我的背叛。本文勾勒出这一条“青年”主体变化的主轴时,也呈现出市场经济作用在社会的具体轨迹。而也正是在这一条轨迹上,“青年们”才能看见,未来将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