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首次在总则中将“社会共治”规定为基本原则,并明确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及公众等的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下应当发挥的作用。食品安全治理从“政府管制”到“社会共治”转变后,立法中该如何去规定政府职能的定位,成为了实务界和学界研究的热点。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主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多次变化: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工作决定确立了多部门分段监管模式;2013年,机构改革方案确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相对统一的监管模式,从此,各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成为了国家食品安全的主要监管主体。中央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担当着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统筹规划之重任,而基层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更多的是扮演着食品安全工作的执行者,其职能的发挥涉及到最基层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笔者在对国内外关于社会共治原则、食品安全多元监管主体、政府部门职能定位的研究进行阐述和总结后,发现目前学界对我国基层政府食品安全职能立法的完善这一领域仍旧鲜有关注。因此,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中基层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能定位的法律依据为基础,总结基层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监管职能、宣传职能、协调职能、许可职能定位的立法要求,以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法律关系。在立法的指导下,通过考察C市F区食药监局的工作实例,来总结基层政府食品安全部门各个职能定位的发挥现状,以及现实中基层政府食品安全部门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实际关系,从而发现基层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能发挥中存在的问题,再而讨论这些出现问题背后的原因是基层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能定位的法律规定有所不足。对此立法上的缺陷,为基层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能定位的立法之完善提供了建议:一是进一步细化社会共治原则以完善其监管职能立法,二是建立消费者教育制度以完善其宣传职能立法,三是落实两法衔接制度以完善其协调职能立法,四是健全小作坊许可制度以完善其许可职能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