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传统伦理道德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虚无,内心对于物质虚荣的渴望空前,以至于抛弃诚信、践踏道德之行屡屡发生,而现代法律的发展使得司法者在审判中考量情理因素失去了正当性。可是,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处于乡土社会,乡民对法律的接受程度远低于市民社会,看似严格依法的判决有时难以为其接受。因此司法过程中特别是民事审判中仍需考量情理因素。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情理司法的案件进行分析,说明情理思维在中国传统司法中的运用环节和方式,并分析其在中国传统司法中运用的合理性,为情理思维在当代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寻求历史渊源及法理基础。本文从情理的法源地位及提升移植系法律司法公信力、指引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的角度肯定其在民事审判中应用的必要性,通过对涉伦理道德背景的案件进行分类,以案例的形式介绍当下民事审判中对伦理道德因素的考量困境。由于法律与道德在某些问题上的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往往产生背离传统伦理的判决,如彭宇案等判决社会效果极不理想,严重影响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公平正义之形象,从而对司法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同类案不同判现象突出,亟需明确情理思维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维度。故本文在分析情理思维在审判中适用的障碍后,提出了区分乡土社会与市民社会中情理思维应用至审判之方法,在坚持有限性原则、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最后救济原则的前提下,对情理思维在当代司法中的实践及突破进行初探。主要方法是,在实体法层面借助公序良俗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应用为情理思维寻找成文法的空间;在程序法层面,借助大陪审制度的运用,运用陪审员的情理思维确认案件事实,将民众的正义感和直觉引入司法裁判过程,为民事审判中引入情理因素寻找了新的突破口;在司法文书写作中运用“法官后语”这一形式用情理弥补了格式化判决的某些缺陷,柔化了依法审判的僵硬结果,在最后一道程序中拉近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为当事人在情理上接受判决结果提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