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期以后,许多小说中出现了“傻子”形象,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现实生活中的傻子主要是从生理方面定义的,本文所论之傻子是一种艺术形象,除了生理和精神等方面的病态外,融合了抽象的非理性,富有哲理之思和艺术之美。本文以“从哪里来?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往何处去?”为思路和线索对新时期小说中傻子形象做了较为系统和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即“新时期傻子形象的母题来源和现实成因”,“傻子审美形象分析”,“傻子形象的反思意义”等三方面。一、新时期傻子形象的母题来源和现实成因在道家“大智若愚”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傻子母题。傻子母题大多载于古代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寓言故事之中,每种体裁中傻子故事都有着各具特色的叙事模式,这些叙事母题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傻子小说(即文中有傻子形象的小说,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一概使用这一说法)的创作。其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叙事模式,主题模式,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等方面。同时,如果没有西方文学傻子母题的影响,新时期傻子小说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西方傻子母题自产生之日起,创作连续不断,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美学风格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分析了西方文学傻子母题之后,发现一旦同一时期很多文学作品中出现傻子形象,往往即临思想变革或社会转型,中国现代文学中傻子形象的出现也符合这一观点。此外,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傻子形象相比,现代文学中的傻子多了一种来自西方的现代化特征。但这只是中西傻子母题第一次结合,两者更完美的融合是新时期的傻子小说。新时期傻子小说的出现有着特殊的现实前提和美学前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思潮息息相关。现实前提主要是指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减弱和经济建设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美学前提主要是指文学创作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大量引进,以及大自然崇拜和审丑思潮的出现。二、傻子审美形象分析从中世纪后期“愚人船”的故事开始,“愚人”已习惯地被社会所拒绝,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拒绝,更是精神上的拒绝。因此,傻子作为“愚笨”和“痴呆”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剧,但“愚笨”和“痴呆”仅仅是傻子的外延特征,在具体作品中,傻子被作家赋予了更多的悲剧特征。新时期小说中许多傻子形象具有身体与生命来源的非正常性和偶然性特征。非正常的身体和缺失的语言是傻子作为悲剧性存在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旨喻着人类与社会的悲剧。此外,新时期小说中的傻子形象常常缺乏外貌描写,甚至有些连名字也没有,傻子形象此时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呈现出很强的意象性。傻子作为意象是作家深含寓意的工具,在有些小说中,作者把其他意象(乳房、罂粟、肉)和傻子意象或隐或显地结合在一起,使傻子形象成了内涵更丰富的意象组合群。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傻子意象或以傻子为中心的意象群具有深刻丰富的象征性和寓意性,傻子故事也意指着欲望的寓言和死亡的寓言。三、傻子形象的反思意义仔细阅读新时期傻子小说和傻子形象,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许多傻子小说中都写到了历史,傻子形象基本都产生于动乱不安的历史背景中。《喧嚣荒塬》、《罂粟之家》、《檀香刑》、《尘埃落定》等作品,都以傻子的眼睛为叙述视角,以“个人←→群体←→社会历史”为叙事模式来书写历史。这些历史故事承载了作家们对历史的忧虑和反思,也体现了他们独特的历史观。其次,傻子形象之中融合了扑朔迷离的文化基因,作家们在傻子形象上设置了内涵丰富的文化密码,解读这些密码,能够开启作者反思文化的态度。丙崽和王一生都是道家文化的产物,道家“和谐”与“不争”的思想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韩少功和阿城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表达了“道家‘和谐’思想一方面使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文化具有严重的惰性,缺乏改造环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观点。此外,许多傻子形象往往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体,如王一生、土司二少爷。对傻子形象多重文化身份的思考,隐喻着作家对新时期错综复杂的多元文化的反思。再者,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出现了转型,人性的天平在物欲的膨胀和精神的空虚两端中失去了平衡。因而,提升人文精神信仰成为了每个严肃作家的责任和义务。但在这个喧嚣的年代,严肃有责任心的作家和深入灵魂的写作毕竟少之又少。此时,傻子小说使我们眼前一亮,它们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吸引和感动了我们。尤其是傻子形象给作家开启了一条幽径,作家们企图通过这条小径“开凿”出现实中丰繁而复杂多样的人性世界。迟子建在其小说中常常通过“‘善’的化身(即傻子形象)感化他人与社会本性中丑与恶”的形式为突破口探索人性。王彪在其傻子小说中常以傻子形象为视角,将“性”作为叩问人性和灵魂的突破口,以性的生命内涵和文化意蕴去洞察人类的尴尬和苦涩,展示性意识萌动下人类秘不可言的精神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