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关乎农民的生产、生计、知识与生活,是研究农民发展的重要领域。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与食物和农业生产相关的、由人工构建和管理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其本身强调了农民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本质上是一个选择过程。本研究以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为研究视角,通过对贵州花边村的实地研究,探讨农民在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如何做出选择,并具体从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的生计安全、农民的知识系统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四个维度展开,以揭示农民选择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农业生产方式方面,尽管农业生物多样性变迁和种植结构、生产方式的变化是经由农民的选择实现的,但却是在政府的粮食政策引导、经济作物推广补贴与农产品商品化的市场压力下做出的。农村物种多样性变迁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农民的自由选择,政策、市场导向的偏向性与农民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使农民在面对生计时缺乏选择空间。在农民生计安全方面,制度安排上过度强调形成农村优势主导产业,加速了传统多物种组合应对策略的失效,而以稳定粮食产量和保障农户生计为目的的粮食补贴政策,却因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导致农民风险应对成本升高并进一步压缩了农民的可选生计策略,二者没能降低农户的社会脆弱性,反而增加了农户的风险暴露,降低了农户的应对能力。在农民知识系统方面,农民知识系统产生断裂性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之一。现代农业知识的冲击使传统知识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农民不同程度地放弃,农民知识系统呈现出断裂性的特点,农民在生产和劳动上依赖于现代农业知识,在横向和纵向上却又没能融入现代农业知识系统的核心、成为农业知识的生产者和获益者,而是成为现代化农业知识系统的附庸。在农民日常生活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不断渗入农村社区,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民消费方式和服务方式的变化也影响了传统文化习俗的保留和社区资源管理中的合作传统,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中“脱嵌”为文化共同体的存续性提出了挑战。通过这四个维度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国家制度裹挟着市场经济制度,通过粮食安全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现代化、商品化和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选择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的过程形成了强干预,极大地压缩了农民的选择空间。农民选择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决定了农民发展的自由度,也决定了个人能动性的发展,个人自由度的提升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化。“发展”的真正含义在于扩大农民的选择空间,增强农民的选择能力,呼吁农民主体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