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准入是投资中的重要阶段，从东道国角度看可视为东道国依据其投资管辖权允许投资者进入本国设业经营的自由程度，从投资者角度看则是投资者及其投资进入东道国管辖领域的权利和机会。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投资准入的概念与理论基础，分别论述了投资与投资者、投资准入的基本含义，并对投资准入的构成要素作了类型化细分。投资准入的直接理论基础是投资管辖权，指东道国在投资准入、投资待遇、投资保护等方面所享有的最高管理与监督权，东道国可依据投资管辖权对投资者及其投资采取一系列的投资措施。由一系列联合国大会法律文件组成的文件确认了东道国所享有的投资管辖权，这些文件是投资准入的效力渊源。由于各种原因，投资管辖权在晚近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居于资本输入国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坚持主权原则，灵活应对发达国家发起的削弱投资管辖权的活动；投资待遇是指一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相应的法律上的待遇标准，一般包括公平和公正待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给予投资者准入权或设业权都是为了避免在内国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或外国投资者之间出现歧视性待遇，于是，投资待遇便与投资准入便产生直接的联系；另一对投资准入产生制约的国家行为还有投资措施，是指东道国为贯彻本国的外资政策，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或企业所采取的各种法律和行政措施。一国采用何种投资措施，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该国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等因素。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投资措施的实施类型有所不同，这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顺应投资准入自由化趋势而对投资措施做出适当调整的法制实践。第二部分分别论述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准入国内法制实践和发展。由于投资准入一向是各国较为敏感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原则性分歧，同样作为资本输入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法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为显著的区别。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都是投资准入自由化的积极倡导者，相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的投资准入国内法制较为宽松，但各国的开放程度也各有不同，选取美国、日本、欧盟为例，通过论述其国内(区内)准入法制的实践和发展，总结出这类国家准入法制的特点是：国内普通行业和部门的准入法制以对投资者开放为主，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和敏感行业，一般都不予开放，即使开放也是极为有限度的开放。发展中国家是投资准入自由化的重要实践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国开始改变对投资普遍持审慎、怀疑的态度，转而放松管制，将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部门的投资准入列入控制的范畴，将投资措施作为限制、引导和鼓励外资进入的手段。本文选取非洲、拉美两个地区，分别以埃及、尼日利亚和巴西、智利为例，通过论述其国内准入法制的实践和发展，总结出这类国家和地区准入法制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将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部门的投资准入列入控制的范畴，将投资措施作为限制、引导和鼓励投资进入的手段，同时，对投资采取有拒有纳、避害趋利的理性态度，放宽对投资管制的程度终归是有限的，其规范投资准入的国内法制可视为一种有限的自由化趋势。第三部分论述投资准入国际法制的实践与发展。在单边层面，准入管制放松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仍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对于投资准入的要求更加宽松，自由化仍在继续，但也出现了一些保护主义倾向；在双边层面，以欧式BITs过渡到美式BITs为代表，投资待遇标准大幅度提高，对履行要求予以全面废止，但是这种自由化趋势并不表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投资规范就已经上升到习惯国际法的高度，BITs尚未演变为单方面剥夺东道国投资管辖权的工具；在多边层面，整合已有的法制资源的呼声日渐高涨，各个国际性组织也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区域性投资法制文件和全球性投资法制文件应运而生。区域性文件选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区域性投资文件、能源宪章条约为代表予以论述，推断出在区域投资规则中，准入自由化趋势已经不可回避，但全面推行准入自由化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区域性投资规则都没有否定东道国的投资管辖权，并进一步认识到鼓励和便利生产性投资进入的必要性；全球性投资文件选取TRIMs和GATS协议及MAI为例分别论述，指出应当警惕WTO演变为全面统辖投资的国际组织，以免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管辖权被进一步削弱。未来的投资国际法制的发展应更多地关注南北国家的立场分歧和利益平衡问题，在尊重主权和适度用权之间取得平衡，注意保障发展中国家参与权、照顾其特殊利益，加强规范跨国公司行为的法制，才有利于两类国家在投资领域建立真诚的南北合作关系。第四部分论述我国投资准入法制的实践与发展，通过对旧有和现行法制的分别论述，指出在立法权限上分散、在立法模式上分立是我国投资准入法制的缺陷，在理念上，应正确认识投资准入自由化的内涵，不能将此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妙方，仍应坚持行使适度的投资管辖权，将投资市场的开放和限制性投资措施的消减建立在充分研究不同部门和地区的特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力戒施加过多的非市场经济性质的要求和实施过滥的刺激，确保各种投资措施的废除、减少或维持的决定都符合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还应正确认识我国在处理投资准入事务中的基本定位，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前提，既要保留必要的限制性投资措施，也要慎用鼓励性投资措施，为本国投资者对外投资享受东道国的公平待遇打下基础、留下余地。应在外资法立法模式、投资待遇、审批程序方面做出相应的改进，最后还应积极稳妥地改进投资法制的实施，将改进投资待遇标准的重心，从以优惠政策为中心，转向创造拥有自主创业和公平竞争规则的开放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