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秩序不断演变与发展的背景之下，成立于六十多年前的联合国已经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对外已难以应对国际社会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对内则面临合法性危机、财政困难、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联合国改革牵涉到众多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在改革方案的选取上，基于不同利益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历经数十年的争吵依旧难以达成妥协。联合国是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联合国的改革必然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产生深刻影响。　　本文从国家身份的角度来探究联合国改革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在联合国内有着三种不同的身份定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构建中的“负责任大国”。每一种身份背后都蕴藏着不同的国家利益。身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发展领域的改革关系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关系到中国在安理会中的既得利益以及中国与“入常”国家之间的关系;身为构建中的“负责任大国”，联合国维和、人权、财政领域的改革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利益决定立场。联合国不同领域的改革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中国的立场和实践也会因改革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基于对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发展利益的重视，中国在联合国改革立场中首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行动中积极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基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中国以维护在安理会中的既得利益为出发点，在立场和行动中都没有对安理会扩大给予公开的支持;基于建构中的“负责任大国”身份，中国通过积极参与维和、按时缴纳会费、落实人权改革政策等实际行动承担国际责任。　　针对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中的立场和实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并做出回应。在中国学者看来，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中的现实主义立场符合国家利益需求，改革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改革凸显中国的国际责任。国外学者对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中的作用给予了较高的期望，但同时又对崛起中的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有所质疑。综合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中的立场与实践以及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回应，可以看出，中国基于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的需求，在发展、维和、人权、财政等相对容易改革的领域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对于安理会改革这样牵涉多方利益、改革难度较大的领域，中国则缺乏明确的应对措施。这样的改革立场不仅使中国在面对“入常”问题时处于被动地位，也不符合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定位。因此，以负责任的态度继续推进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提出建设性的改革方案，才真正符合中国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