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存在问题发问的历史,不同方式的提问及其回答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推动着哲学的元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在不断地转向,但每一次转向不管它的出发点为何,方式方法怎样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对古希腊哲学提出的基本问题的不同路径的再一次提问,西方后现代理论也是一样。因此,从提问方式入手,是把握后现代理论的关键。后现代理论对文学问题的反思也是从提问方式的反思开始。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同的问题前提预设,会产生不同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域。就会得出不同的回答。传统理论对文学的反思始终围绕着“文学”作为一个问题的存在前提,即“文学”成为文学的可能条件,不管它们是从哲学层面还是社会学层面,文学问题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它们思考的根本。而后现代理论所以区别传统理论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对传统反思的反思,即对传统的文学提问方式的反思。对提问方式的反思是一种对提问前提的反思而非提问结果的反思,即后现代理论不是关注的是“文学是什么”,而是关注“文学是什么”这一提问本身及其它后面的理论预设。本论文将从西方后现代理论的文学提问方式入手,重点探讨它们的前提批判方式及其回答路径,以及它们对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意义。本论文首先探讨了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和这种提问方式的预设前提和理论基础,梳理了新时期国内文学理论界的反思趋向和反思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新考察后现代理论文学问题提问方式的意义所在。本论文认为新时期国内文艺学反思的理论背景是后现代理论的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扩展了文学研究的问题域。但是,将后现代理论简化为本质主义,并认为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是中国文艺学走出危机的出路,这不但是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简单化理解和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精神的误解,也是对目前中国文艺学存在问题的误诊。因此,深入探讨和研究西方后现代理论的思维方式,为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有益的“他者”思维模式,将对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论文第二章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变迁史,重点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第三章是对后现代文学提问方式的变革及其问题域的转换的专题研究,分析了德里达、福柯、布迪厄和鲍德里亚等后现代理论家的文学提问方式的后现代转换路径。本论文认为德里达、福柯和布迪厄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本质主义的文学提问方式,他们认为文学并非具有某种先验的、固定的本质,而是一种渗透着权力、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建构物。他们多种路径的文学提问方式,为绘制完整的文学提图提供了多种有意义的尝试。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文学意识形态研究的复兴一直是后现代社会中此起彼伏的文化现象,第四章对后现代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这一问题的存在前提提出质疑。本论文认为,后现代理论虽然宣布意识形态终结,但其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其文学提问中仍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的阴影。本章还以伊格尔顿和詹姆逊为切入点,重点探讨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视界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们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合理地吸收后现代理论的有益成分,对文学问题进行新的意识形态提问和回答。本论文认为,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将文学纳入政治视界,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进行文学提问,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思路。在本论文的结尾部分,提出了西方后现代理论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启示,其中包括批判精神的继承,批判方法的借鉴,提问视域的拓展等。本论文认为,文学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提问的争论只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并不能解决中国文艺学的根本问题,中国文艺学应该借鉴西方后现代理论,从现实出发,通过多种方式、多个路径、多个层面对文学进行提问,全面考察和审视文学存在和文学活动,从而绘制出完整的中国文学理论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