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根据证监会披露的相关信息,不难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行为愈演愈烈,导致市场上大部分上市公司质量并不高,投资者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国内外关于财务造假动机研究相对成熟,因此本文重点研究监管机构监管力度与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的思路主要为以下几个步骤。一是理论分析,包含本文的前两个章节,汇总了国内外文献对于财务造假的理论分析、识别与防范,以此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基础。二是案例分析,包含本文的第三章,以ST新亿财务造假为例,阐述了我国财务造假产生的原因以及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实证分析,涵盖了第四、五、六章,先是利用博弈分析模型,构建了上市公司、监管机构的静态模型,并分析双方的效用函数,接着又建立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的演化博弈模型,提出假设:法律监管环境越严格,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行为发生的概率越小。然后通过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选取2016-2020年间发生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并按照1:1的原则匹配一个没有造假的上市公司。实证结果与本文的假设一致,并通过稳健性检验,使得结论更可靠。为了进一步分析法律环境影响财务造假概率的机制,本文使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分来衡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将其作为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法律环境增强,是通过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来削弱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概率。最终得出结论。本文的选题新颖,通过博弈模型分析了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与监管的策略选择,演化动态博弈模型进一步得出随着法律环境的完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概率会下降。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加以验证。在变量的选取上,本文使用了樊纲等人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各个地区的法律监管水平。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本文的结论是可靠的,得出的结论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与各地区的法律监管水平呈现负相关系。最后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解释了法律监管水平提高对于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抑制作用的影响机制。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过程中得出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能够进一步增强法律监管水平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行为的影响程度,使得本文的研究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