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除卡特尔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护社会免受其损害,大部分国家都建立和发展了反垄断法中的宽大政策。实际上,经济主体即公司、个人以及其他实体在开展经济活动中,通过宽大制度披露其破坏市场自由竞争的违法协议,获得诸如免除或减少罚款的待遇。如果他们不与竞争主管机构合作,将会被施以上述罚款。在欧盟,若要获得宽大政策中的完全豁免,参加卡特尔或者具有其他反竞争行为的经济主体必须第一个向欧洲委员会或本国竞争主管机构提供符合要求的信息以报告其违法行为,从而能够使竞争主管机构从涉嫌参与卡特尔的公司开始着手进行调查。如果竞争主管机构已经掌握了充分证据足以发起调查或已经展开了调查活动,该经济主体则应当提供证据使得竞争主管机构能够证明卡特尔违法行为。在上述过程中,经济主体都应在整个程序中全面配合欧洲委会或国家竞争主管机构,提供其掌握的所有证据,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与上述机构合作意味着该经济主体不得向任何其他公司披露其上述行动及内容。此外,经济主体如果有采取措施胁迫或劝说其他企业参与卡特尔的违法行为,则不能获得从轻处理即免除或减少罚款。由于欧盟的宽大条款和罚款指南引入了关键因素,该制度在短时间内已转变成为与违法协议作斗争的重要工具。一个典型例子可以对此予以说明。1996年欧洲委员会曾就有关宽大政策发布通知,但是没有产生任何预期结果。于是在2002年和2006年,欧洲委员会继续发布了相关的通知,就宽大政策制定了新政策,引入了关键因素,以有效引导甚至最为稳固的卡特尔成员进行宽大政策的申报,从而确立了宽大处理在对付被禁止的秘密卡特尔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在欧盟法律体系中,根据透明度规定、判例法和当事人赔偿请求权,受卡特尔行为影响的第三人应当能够获得竞争主管机构保管的与宽大政策实施有关的材料。作为经济主体与竞争主管机构合作的一部分,宽大材料在经过某些行政程序后已归属于竞争主管机构。上述材料几乎均由从事了违法行为并申请宽大处理的公司向竞争主管机构提供的。对上述材料的获取已经成为并且一直是最为敏感的问题,这一问题决定了私人实施和公共实施之间的冲突,因为上述材料是反垄断法两种实施方式的原始资料。实际上,当私人原告要求获得这些材料以用于获得赔偿以来,能否获取材料便已成为了一个问题,对此学者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实践中,长期以来相关法律文中缺乏对于受害人在国家法院如何获得赔偿的条款。直到2014年12月,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了 2014/104/EU号指令规定了这一重要问题。该指令规定,宽大材料对于公共实施至关重要,因此将不会被披露给第三方用作其损害赔偿诉请的证据。这一选择远不是这个敏感问题的解决方案,该问题需要更为平衡的最优结构。指令实施之前支持更为强有力的私人实施的社会期待,将在未来继续对指令的规定进行批评。一方面,本文认为该指令是一项错误的改革,并不意味着私人救济由此向前迈出了重大一步,尽管该指令可以被认为是欧洲法律整合的显著措施,因为该指令重新组织了适用于欧盟二十八个成员国损害赔偿诉讼的规则。关于欧盟宽大政策的研究已经得出结论,宽大政策的相关规定决定了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和公共实施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并且,关于这一问题的欧盟法律规定与判例法之间的冲突,表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鉴于存在各方多种不同的利益,任何公共机构在作出决定之前都应当深思熟虑。另一方面,本文研究认为,中国和欧盟的宽大政策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欧洲和中国在宽大政策未来的发展中获得重要的经验教训。然而,由于欧盟的宽大规定导致了私人实施和公共实施之间存在的冲突,从欧盟借鉴的任何宽大规定均可能将同样的冲突带入新的法律体系。同时,本文认为不应盲目借鉴欧盟的规定,因为这些规定也可能成为输入冲突的来源。毋庸置疑,通过使卡特尔成员自行报告这一关键因素,宽大政策有助于打击卡特尔。当下统计数据表明,自卡特尔成员申请宽大待遇后,越来越多的卡特尔已暴露于欧洲委员会及各国竞争主管机构之前。但为了应对和适应新时期的现实,宽大政策仍有待改进。一方面,仅保护宽大申请人而忽视私人原告是不恰当的,如同仅保护私人索赔者且完全放开宽大材料的获取、而不顾及保密权及其他利益一样不能被接受。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各方利益、法律规定和判例法进行深入分析,以实现反垄断法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间的恰当平衡。为了提高效率,宽大制度应当提高其透明度和确定性。出于多种原因,申请前后均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确定性。申请前,透明的方式可能会获得其他卡特尔成员的响应。申请后,透明度可以帮助企业或学者理解规则并提出改进意见,最重要的是有助于私人实施,对因反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私人主体进行适当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