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以来,“风险”一词已经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传统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如何利用刑法应对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风险成为各国刑法学者研究的重点。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风险,各国几乎都将扩张刑法作为了应对之策,我国也不例外。自1997年刑法颁布至今的20年间,我国先后颁布了十个刑法修正案。通过分析这十次刑法修正案的内容,可以发现我国刑法正呈现扩张化趋势。这些基于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安而产生的,以风险预防与安全维护作为主要目标,以刑法扩张作为主要表现的刑法被称为预防性刑法。不可否认,预防性刑法对于风险的预防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预防性刑法的扩张也会带来问题。预防性刑法的扩张必然会导致公民权利空间的压缩,这是毋庸置疑的。如何在保证预防性刑法作用充分发挥的前提下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预防性刑法概述。学界对于预防性刑法的概念还未有明确的表述,有少数学者对“预防性立法”、“预防刑法”、“预防性刑法观”等概念作出了解释。在上述基础之上,通过对预防性刑法主要特征的分析来进一步理解预防性刑法的概念。预防性刑法具有刑法介入早期化和对超个人法益的保护这两个主要特征。预防性刑法的两个主要特征所体现出的立法观和刑法观与传统刑法存在差异。从传统刑法到预防性刑法,消极的刑法立法观转变为积极的刑法立法观,消极的一般预防转变为积极的一般预防。与传统刑法不同的特征和理论构成了预防性刑法的基本面貌。第二部分,我国预防性刑法的现状。《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体现出了预防性刑法的趋势。危险犯的增设、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化,这些具有刑法介入早期化特征的立法在我国刑法中日益增多。恐怖主义犯罪领域、民生领域以及网络犯罪领域是预防性刑法趋势体现最为深刻的领域。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也为了填补违法处理机制的空缺,我国刑法向预防性刑法转向是必然的。第三部分,预防性刑法扩张的隐忧。预防性刑法是面对当前各种风险的一种有益尝试,然而不能忽视预防性刑法本身所具有的问题。若任由预防性刑法发展,一旦其超过必要限度,则弊将远大于利。预防性刑法扩张将导致刑法过分工具主义化以及对刑法原则的冲击。刑法具有工具属性,但刑法不能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去使用。一旦将刑法作为一种的纯粹的工具,其将带来两种后果。一是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为取得社会治理的显著效果,搁置其他社会治理手段,将刑法作为主要的社会治理工具,最终导致刑法全面干预社会的效果。二是刑法过度政治化。刑法成为立法者安抚民心的政治工具,刑法不再具有其本身的价值,沦为政治的附属品。预防性刑法的扩张还将弱化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预防性刑法使得刑法的自由保障功能让位于风险控制功能,这导致刑法谦抑精神对刑法处罚的限制功能逐渐弱化,谦抑精神有被虚置的可能。另外,面对保护超个人法益的紧迫形势,原有的刑法归责模式发生改变,主观过错、因果关系不再是必要因素,一切都以预防需求为先罪责原则所具有的限制刑法处罚范围的功能消失。第四部分,预防性刑法的限制。对我国预防性刑法的限制需要从立法和司法这两个方面进行把握。在立法层面,坚持法益保护原则、贯彻比例原则、调整刑罚结构。在司法层面,一方面,改变“入罪思想”,充分利用“但书”的出罪功能,坚持疑罪从无。另一方面,限缩司法解释,纠正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司法解释主体要恪守司法解释的权限,明确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加强监督,保证司法解释的科学性。此外,司法机关在量刑时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注重量刑的轻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