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盟是美国对世界领导权的初次探索,经过战时思想上的酝酿,战后几个国联草案的准备,以及巴黎和会上同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妥协与合作,盟约在英美联合方案的基础上形成并获得通过,威尔逊取得了国际谈判层次的暂时胜利。但是,当伍德罗·威尔逊把国际联盟盟约带回国会批准时,却面临一个共和党占优势,决不妥协派、强硬保留派和温和保留派意见分流的参议院。尽管盟约中的某些条款触动了美国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原则,但为了让美国参与塑造战后国际秩序,除了决不妥协派,各派都在寻求方法,如通过保留案的形式限制美国履行在国际联盟中的义务。最终,他们还是未能找到共同妥协的基础,美国没能加入由自己发起、并一手主导的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在美国的失败绝不是单方面的结果,正如历来威尔逊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都找到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合乎逻辑的因素。文章尝试用双层博弈的理论模型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案例分析,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战后的反战情绪和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博弈营造了有益的博弈环境;二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偏好等因素限制了美国的获胜集合;三是首席谈判者威尔逊对谈判策略的使用不当错失了谈判的主动权,共同导致了国际联盟盟约在巴黎和会上的胜利和在美国国会的失败。从根本上而言,是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对外交思想的束缚和加强对外控制力的实践,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决定了国际联盟本身具有矛盾性和脆弱性。诚然,战前美国发展得益于孤立主义营造的和平发展环境;但是,随着世界形势和自身实力的变化,美国倘若不放弃孤立主义,以真正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就很难担起领导世界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