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作为一种自古延传至今的社会犯罪现象,在明代中后期显得尤为突出。在晚明社会,随着个人私欲的膨胀,行骗者往往依靠多种手法实施诈骗,这些手法可以概括为借中间人骗、借物骗、借技能骗这三种方式。每一种社会现象形成的背后,都有着诸多的诱因。明代中后期骗行之所以形成滥觞,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极大繁荣,经济的复苏和兴盛在促进了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膨胀的同时,也为骗子提供了行骗的场所和被害人群。另一方面,明中后期,腐败的官场文化,也间接推动了唯利是图的扭曲价值观的滋生,这种不正确的价值观又催生出了种种骗行。这些被催生出来的不正当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只局限于朝野之中的贪赃枉法,更是借着数量庞大的地方官员这个群体扩散到了大明版图的各个角落。当然,骗行的泛滥必然不仅仅是由于上述原因,耳濡目染的不良的成长环境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社会中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的欺诈现象,明代社会整体都做了一定的应对。从朝廷到民间,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群体都采取了一定的针对措施。首先是朝廷,它作为发号施令的权力中枢,在制定《大明律》对“诈伪”有一定的惩处措施的同时,也对守法守节的道德模范做了嘉奖。朝廷希望借此以达到双管齐下的效果,最终可以达成匡正社会风气的目的。朝廷中枢中的许多对骗行多发这种现象痛心疾首的官员也多以劝谏和立说的方式在不断尝试和努力,希望能够改善社会风气,减少骗诈。除朝廷发号施令之外,地方上的诸多官员也在其“一亩三分地上”不断努力。这些努力多多少少清整了当地的风气。除政府外,民间文人和商人也多依托编著书籍来传播自己对于防骗的经验和教训,以示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