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还处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艰难复苏期,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仍在力图摆脱经济增长疲软之势。低迷的国际经济环境触发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对华的贸易战争已正式拉开序幕,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明显恶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从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2011-2016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发展预期不容乐观。在后TPP时代,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由贸易区等自由贸易区的呼声渐高,中国或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迎来新的机遇,触发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产品内贸易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分工也从传统的基于产品的分工开始转向沿着价值链生产环节的要素分工,跨国公司在区域范围,甚至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使得贸易和投资进一步融合,贸易投资一体化成为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需要适应国际贸易分工的新发展,其理论基础应建立在新的国际分工理论之上。与传统的分工模式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的产品会额外地增加跨越国境的贸易成本,并且分工环节越细化、跨越国境的次数越多,贸易成本的增加幅度也就越大。即使是较低的关税,也会因为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壁垒所产生的累积效应,而使得贸易成本显著增加,并最终影响产成品的生产成本、销售价格和市场竞争力。在不存在关税的情况下,边境管理效率低下、进出口监管不利以及物流服务质量偏低等问题也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这些贸易便利化的瓶颈实质上迫使货物贸易的成本增加。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既是投资者在全球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同时也为东道国提供了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取分工收益的途径,还能为东道国带来技术外溢、增加就业等好处。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促进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消除资本要素流通障碍、提高资本要素流通效率,能有效增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有益互动,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目前东亚地区集中了中国内地四成的对外贸易,六成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八成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内地对东亚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在2014年以前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之后略有回落;东亚地区对中国内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2015年以前主要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有小幅下滑;中国内地对东亚的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近几年依然增长强劲。本文通过对中国内地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香港、柬埔寨的进出口与中国内地一直保持了较强的互补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都曾在很长一段时期与中国内地保持了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但是最近几年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较弱的互补性;台湾、韩国、蒙古、印尼、泰国、老挝、缅甸,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保持了与中国内地较弱的互补性。本文进一步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效率和潜力,以及自由贸易区对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较发达的经济体表现出更高的贸易效率,对东亚地区经济欠发达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大的贸易潜力。与东亚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能够显著提高我国与缔约国的出口贸易效率,增加我国的出口额,并且还对出口贸易效率具有显著的稳定作用,但是对进口贸易仅表现为对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另外,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进口效率普遍高于出口效率,出口表现出更大潜力。本文还利用GTAP模型对“10+3”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由贸易区,以及分别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能够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中获益,建立统一的自由贸易区比分别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经济影响更大。日本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有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风险。中国在“10+3”机制下出现“贫困化增长”的问题,但是随着自贸区范围的扩大,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东盟的发展中国家在多个模拟结果中都显示出“贫困化增长”倾向,并且自贸区范围的扩大也并未使这一问题得到改善。最后本文建议为避免东盟发展中国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困境,我国应该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下“互联互通”方式的经济带动作用,积极与东盟构建“命运共同体”,共享经济一体化成果。我国应该发挥关键自贸区的联动作用构建东亚自贸区网络,在巩固既有要素优势的同时培育新的要素优势,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