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对社会学的设想是，它应当成为和物理学一样坚实的科学，而涂尔干则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即认为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有其独立而客观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到今天为止，主流社会学研究仍处于这种信念的支配之下。然而，反对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韦伯、舒茨、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持续构成对“社会事实”信念的挑战。加芬克尔及其本土方法学正是这些反对声音在社会学内部的集中体现。　　在其代表作《本土方法学研究》中，加芬克尔通过索引性表达与客观性表达之间的对比，将主流社会学信奉的“社会事实”转化为一种“实践成就”。在对“实践成就”实现过程的描述中，加芬克尔兼顾了行动的预设（常识知识）与行动策略（常识行动）两个方面，从而使其研究呈现出社会本体论上的综合性。加芬克尔在分析中综合了帕森斯、舒茨、胡塞尔、曼海姆、戈夫曼等人的思想，特别是与反帕森斯主义的刻板形象相反，加芬克尔极为重视帕森斯的“共同文化”概念对于分析的意义。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加芬克尔没有仔细区分帕森斯与舒茨思想之间的根本差异，从而将二人思想作同等观，在这一过程中，帕森斯具有社会事实色彩的“共同文化”概念实际被个体化和主观化了。　　在中后期思想，特别是后期代表作《本土方法学纲领》中，加芬克尔不再使用早期的核心术语“索引性表达”、“实践成就”等，而是强调秩序的“本土生产”和“自然可说明性”，并且试图通过将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本土方法学化，为本土方法学争取某种主流的地位和身份。在此基础上，加芬克尔明确把本土方法学界定为一种与主流社会学完全不可通约的社会研究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说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学是一种现象学社会学并不为过，因为其理论的核心逻辑正是一种“悬置”或“现象学还原”的思想。当代新综合理论从加芬克尔那里获得了重要的启发，但归根结底鲜有理论能完全接受后者彻底的反普遍主义立场，这使得后者的挑战和启发意义始终没有过时。倒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在本体论的基本观点上以某种曲折方式与加芬克尔思想具有相似之处。　　但是与现象学“悬置”不同的是，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学不以重新确立被悬置的对象为目的，反倒构成对后者的一种解构和替代，这意味着它在社会学上的一个必然要求是取代主流社会学分析模式，而不是被后者作阉割化的吸收。为此，本土方法学可能采取两种方式:成为替代主流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模式，或者采取更为激进的反身性立场。在后者意义上，由于本土方法学最终无法超越世俗理性，即无法排除实在论成分，其激进反身精神与其实践之间必然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将使本土方法学的激进反身成为永无止境的任务。对此，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式是把这种激进立场理解为在认识论上引入或然性，而非在操作层面贯彻无止境的自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