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捍卫者之一，伯林的自由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广为人知，备受众多知识分子的推崇。然而，与其自由哲学和政治哲学联系紧密的道德哲学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知识界应有的关注。尽管伯林强调政治理论乃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其展开的起点就是设法在各种政治体系之中发现或者应用道德观念。通过审视伯林散论在不同文章和著述中对观念史的研究和对自由概念的独特的诠释，我们可以得知:伯林对道德哲学的重视和他致力于倡导价值多元思想以及对消极自由的维护和对个体权利的强调息息相关;在对理性主义一元论批评的基础上，伯林推崇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并力图在此基础上重构自由主义。贯穿于伯林自由主义伦理思想之中的逻辑主线就在于对消极自由的捍卫以及对价值多元主义的推崇。对伯林而言，唯有在一个尊重个体思想的多样性、保障个体权利和选择自由的社会之中，道德哲学才能得以存在和蓬勃发展，而这才是符合人性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伯林的道德哲学和自由哲学可谓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伯林的自由主义伦理思想在对二十世纪道德现状反思的基础上回应了“祛魅”后“诸神冲突”的现代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伯林对自由主义的思考和阐释是以现代性的语境为基础的，其实质是一种拒斥“同一性”、“反基础主义”的自由主义，即放弃自柏拉图以降在西方智识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主义和同一性哲学等西方传统理念，进而对个体自由和权利进行捍卫和坚持。伯林以个体自由和权利为立足点展开其自由思想，其间个体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在多元样态的道德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由此就凸现出伯林的自由主义伦理思想所直面的境况: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充满歧义和纷争的世界中，我们应当如何的对待生活方式和道德价值的多样性？同时，通过对爱奥尼亚谬误根源即理性一元论的追溯，以二十世纪的政治和道德实践为基础，伯林对导致二十世纪自由理想失落的理性一元论进行了批判，其目的在于警醒人们认识到极权主义潜在的危险，进而摒弃一元论思维。由于理性一元主义以普遍的人性论为前提，所以伯林认为这种缺乏对人类悲剧状况深刻认识的观点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为此，伯林以多变的人性论为逻辑起点，提出了多元主义的思考方式。在伯林看来，从欧洲浪漫主义哲学传统中挖掘而来并得到进一步阐释的价值多元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亦是现实存在。伯林认为在现代性不断遭到批判的今天，传统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判断已失去了其终极的完备性，多元性成为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之一。这种价值多元主义对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意义体现在:在道德境况中需要个体自主的选择价值，而在政治境况中则要求其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通过协商以及寻求宽容，从而缓解冲突。同时，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重新划分和解释也以价值多元主义为理论基石，在此基础上伯林力图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即个体自由进行辩护，从而对自由主义进行理论上的重构。因此，伯林的“自由多元主义”将“基础主义的自由主义”从对某种绝对的道德价值的信仰而带来的危险中解救了出来，由此赢得了人权与自由。　　 在秉承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伯林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属于其自身的坐标体系。伯林认定对历史的追溯和反思亦是对过去之人的独特的意识经验和思想结晶的汲取，他以处理历史之中独特意识经验的观念史为基点，秉持多元主义的原则，与十九世纪史学潮流相悖而行。伯林拒斥当时史学所持的进步意义，质疑非个人解释力量比重的日益增大，惋惜个体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缺席，而对与个体选择的自由相伴生的个体对历史所负责任的漠视和压制更不为伯林所认同。同时，受启蒙运动的启发，依据人类发展的历史，伯林认为从未存在一个通用的人类生活剧的剧本。这正是伯林所要传达的历史观和人性论的主题:人类的自我创造总是使自己成为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单一的人类历史的观念，就像完美的人类生活的观念一样，都是一种误解。伯林所提倡的多元论所要颠覆的正是这种误解。对伯林而言，人类历史必然同人类所操持的语言一样具有多元的样态，事实上，语言的本性恰恰就在于其差异性和多元性，所以，人类历史并非是单一的和静止的，而是多元的和动态的，这亦是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此外，伯林对与历史观联系紧密的人性论思想的处理同他一贯所秉持的价值多元主义理论相一致，他提倡一种多元化的、动态的人性观。对伯林而言，那种一以贯之认为人性是固定不变的，并且试图用理性主义来解剖人性，希望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应用到对人性的研究中，从而演绎推理出人类的价值的观点是荒谬可笑的。他赞同浪漫主义所倡导的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的观点，并把其糅合进人性论中，从而秉持一种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性论。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大幅度提升和精神道德的危机都亟待解决。在这种进程中，各种心灵秩序危机和道德情感危机层出不穷，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以及物质上的富裕、精神上的虚空以及道德层面的阙如日益突出。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首先要在扩大社会认同的同时尊重差异性，在努力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把其建设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之魂;其次我们也要勇于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之处，对伯林所秉持的理念要加以甄别，所以我们必须在复原伯林自由主义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批判的分析，揭示其逻辑上的漏洞和实践上的后果，从而阐明其局限性。同时也汲取伯林思想中有益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比如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澄清和划分，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自由亦是一种不同视角的参考;而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同样可以改变我们一以贯之的道德思维方式，同时伯林道德哲学的视域和方法以及他所秉持的“现实感”，都对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伦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