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行为是企业盈利的关键，决定着股东利益的大小。企业通过投资活动才可以得到投资报酬，所以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时也关系着股东能否获得利益最大化。基于经济活动中的“有限理性”的假设，我们可知管理者的决策都并不是最优的，主要归结于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管理者对环境的理解能力和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同时，由于企业内部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企业的投资行为也不能达到完全最优，即存在着投资的非效率问题。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作为企业投资行为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就要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公司治理机制的存在，又进一步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简要表明本文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阐述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提出本文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和研究的方法。最后说明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系统梳理并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委托代理问题是伴随着现代公司制度产生的，普遍存在于公司中。而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管理者的行为并不总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常表现出管理者的个人私利行为，在投资行为上就表现为投资的非效率。因此，与管理者行为紧密相关的高管个人特征就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存在相关性。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股东为了防止管理者攫取个人私利，就制定出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机制，来监督和制约管理者的行为。本文仅分析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即激励机制和监督制衡机制，选择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三个变量来研究。第三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了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的投资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部分为研究实证设计。首先根据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相关理论，从中提出本文假设，设计出实证分析的模型。第五部分对实证设计的结果进行分析，验证前文的假设。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本文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主要在经理人的选拔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审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相关法律建设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