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中“佛学”与“美学”基于启蒙、救亡的时代召唤而结成的“盟友”关系。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五个方面的探讨。 第一，近代佛学与近代美学结盟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作为意识形态中萌发很早而且互相渗透的元意识，宗教与美学的关系在主流上本来就是互容互惠的；而佛教与美学又在本体论、思维形态等方面有诸多“共相”，故更易产生亲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弘扬自由意识、激发求真精神等方面对中国古典美学发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近代佛教复兴和美学崛起的共同思想背景和文化因缘。从学术思想的承传看，阳明心学随今文经学的兴起复受晚清学人看重，而佛学与美学皆与心学声气相通；从主流文化的变异看，儒家思想从中心文化地位隐退，佛教与美学都表现出欲取而代之的意愿；从异质文化的关系看，“西学”、“中学”，“新学”、“旧学”的矛盾冲突需要整合调停，佛学与美学都适于担当此任；从文化发展的模式看，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宗教”与“文艺”共襄盛举的成功模式可堪效法，而佛教与美学携手结盟正有同样意义的优势互补。 第三，近代佛学和美学结盟关系的发展态势。初始阶段，约当鸦片战争前后，此间士林佛学兴起，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回升，佛学与美学开始相互迎应；发展阶段，约当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时期，由于救亡图存情势日亟和西学东渐加速进行，思想文化上出现变局和重构重组景观，佛学与美学成为此间文化精英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主流都趋向维新变法。高潮阶段，约当戊戌政变至新文化运动兴起，鉴于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失败，士林先进的关注中心由政治上的“变法”转向思想上的“启蒙”，佛学与美学的呼应也因此进入最为热烈的时期，成为鼓铸国民精神的利器；分化阶段，约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这时期由于民主与科学的呼声高涨，宗教的社会影响减弱，佛教与美学的结盟逐渐松懈，但各自仍有新的发展。 第四，好“佛”爱“美”的四类学人代表。经世型，即经世兼以修身的，这一类学人的佛教意识和美学主张还是以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为底蕴，龚自珍和魏源是典型;救亡型，即直接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服务的，这一类学人比较鲜明地表现出近代文化思潮的主流精神，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学养型，即追求学术独立价值和纯粹品格的，这一类学人的主张虽然离“现实”较远却也与思想启蒙的走向相契合，刘熙载和王国维是典型;拓进型，即体现文化现代转型的，在此类学人那里佛教与美学己经显示出逐渐疏离的态势，以蔡元培和鲁迅为代表。 第五，佛教影响与美学精神的现代转型。审美风尚上，从高雅转向通俗，从和谐转向崇高，从抒写性灵转向宣泄激情;审美功用上，从“心学”转向“人学”，从“美刺”转向“谴责’夕，从经世转向启蒙;审美思维上，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载道”转向“求真”，从“内识”转向“外境”。 本文研究思路上注意宏微兼顾，史论结合;研究方法上注重综合比较，辨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