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银行业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双面性,我国政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渐进式地放松对于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2006年11月银监会颁布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鼓励和引导外资银行设立或转制成为法人子行,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外资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制的外资法人子行中有的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也有的被迫退出亚洲市场,业绩差距逐渐拉开。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新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为支撑研究了两个问题:(1)在华外资银行转制为法人子行的影响因素;(2)法人子行的后续经营绩效。针对问题一,本文首先将影响外资银行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动机-机遇-能力”的组织变革综合框架,接着采用生存分析法探究各个因素对外资银行转制单独的影响,以及动机、机遇和能力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针对问题二,首先从上一阶段的研究中提取逆米尔斯比,以控制样本选择偏差。本文将本土同构战略划分为资产同构和产品同构两大维度,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引入工具变量构建回归模型,研究本土同构战略与国别差异对法人子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2006至2014年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第一阶段以面临转制选择的94家在华外资银行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在华战略布局、对政治中心的偏好、在华经营经验和海外子行分布比例对转制均具有正向影响,而文化距离和行业监管对转制具有负向影响;此外,在华经营经验削弱了文化距离和行业监管的阻碍作用,而国际化经营能力尤其是海外子行资产比例对在华战略布局存在替代作用。本文的第二阶段以完成转制的33家法人子行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本土同构战略的两个维度均有助于提高法人子行的经营绩效。最后,本文为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和监管、为外资银行和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建议,并总结了本研究存在的局限以及今后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