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部分。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在美国立国伊始,就揭开了两国通商关系的序幕。美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前未曾与清朝政府发生直接的外交联系,自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对华政策。因此,晚清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史的正式开端。目前晚清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作为独立的研究整体尚未进入学界视野,而涉及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外论著大多缺乏全面的客观分析,这就要求学术界进一步加强晚清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系统性、细致性研究。晚清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按时间发展顺序,可分为三部分,即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中日战争的美国对华政策﹑甲午战争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是美国政府与清政府正式接触的第一个阶段。1843年向首次赴华使团颁发的韦伯斯特训令,是美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对华文件,奠定了晚清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原则,即贸易利益原则、和平原则和中立原则。这二十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带有贸易、和平、中立等特点,为美国公民和美国商务取得了与他国同等的在华待遇。在此政策下,美国得到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诸多权益,但是,客观地讲,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也为中国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而晚清统治者的盲目对策却延误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启动机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中日战争的三十余年,是晚清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平稳发展时期,在沿袭的基础上酝酿着变化:既继承前一阶段对华政策的和平原则,又开启了后一阶段对华政策的合作原则。不管是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还是倡导合作来维护和平均势,或者积极调停来实现和平,都体现了美国政府以和平方式来扩张利益的原则,这正为当时的清政府主动采纳西方国家的交往惯例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面临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带来的激烈扩张竞争,清政府的外交近代化无疑是迟缓的和有限的。甲午中日战争后,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既是五十余年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集大成,又是晚清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这显示了晚清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明确化,成为美国的在华贸易利益的一种保证,并在客观上缓和了当时威胁中国完整的危机,为清政府的统治及其近代化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在此期间,清政府以履行条约的方式建立了近代外交机构和外交体制。晚清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主要以和平方式来扩张贸易,并要求清政府采取近代化方面的改革,这无疑为中国自主走向近代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世界的发展大势,清政府未能迅速甩掉传统束缚而与世界接轨,致使中国外交近代化带有不可避免的外力强迫色彩,其教训值得认真检讨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