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在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由司马迁系统提出。在司马迁看来,历史上伟大的作家的作品的产生都是由于作者“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当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崇高的人生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时,因此借著述来抒发他的“愤懑”不平和实现他的人生理想让生命力放出更加绚丽的火花。从而产生了“不朽”的文学作品来激励后人奋进。司马迁之后,刘勰、钟嵘、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归庄等进一步发展“发愤著书”说。刘勰提出的“蓄愤”说,强调情与文、真与美的联系,钟嵘《诗品》重视抒写怨愤的诗篇;唐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主张“以刺为主”,并在《序洛诗》中提出“古今诗歌以愤忧怨伤”为主说;韩愈提出“不平则鸣”,又在《荆潭唱和时序》中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认为“羁旅草野”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而王公贵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此外,如柳宗元的“感激愤悱”说、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陆游的“愤郁中不平”说、清代归庄的“两不幸”说、刘鹗的“哭泣”说等,都赋予“发愤著书”说新的内容。“发愤著书”说的文学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创作与人生经验之间的关系。坎坷的生活阅历或悲剧性的人生体验成就了伟大的作品。这种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二是“发愤著书”说表现了艺术创作的心理动力。写作是把内心深处无声的痛苦用文字表达出来,对于作家来说,特别是对于“愤情”而言,写作是最好的发泄方式。三是“发愤著书”说强调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中国知识分子“发愤著书”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著书”来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崇高的人生理想。四是“发愤著书”说明确了艺术生命力——真实感的源泉。“愤情”如其本然地揭示着艺术家所容受的现实世界与性命大体的现实关系,真实地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作者的价值观生存观。是艺术作品获得“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基础,艺术生命力不朽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