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城,人口逾百万,是当时世界东方的大都市。其城市布局,既受“象天设都”、勘舆学这些规划思想的影响,又受历史、地理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 北宋东京由外城、内城、皇城与宫城四重城垣组成,将中国古代“内城外廓”的城池结构发展到极致。宋外城周长48里233步,作为拱卫京师的首道屏障,筑有瓮城、马面、战棚等防御设施,是北宋“守内虚外”国策的重要体现。文章对有关宋外城的考古资料予以解说,并探讨了外城门与拐子城的形制等问题。宋内城,周长20里155步,为京师开封的第二道屏障,并对城市内部空间具有分隔与界定的作用。对于宋皇宫,文章一反“宋皇宫一城五里说”、“宋无宫城说”、“宋皇城七里说”、“宋皇宫加延福宫九里说”等观点,认为宋皇宫分为皇宫二城,皇城周长九里十三步,宫城周长五里,前者从东、南、两三面环卫后者。宋皇、宫二城的范围,与古人视“九五”为尊位有关。《周易·乾卦》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的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象征等级之最,不可僭越。 宋东京城内,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河贯城,是各地贡赋物质漕运京师的通道,被视作东京的生命线。尤其是汴河,其沿岸邸店、酒楼、商业行市众多,是东京经济繁荣的集中体现,并对附近街市具有辐射力。由于诸河流走向的不规则性,致使宋东京的里坊布局,街道分布,难以像隋唐长安城那样整齐划一,呈现出城市空间格局上的灵活性。 宋东京街道,作为一种城市纹理,为混合式,以棋盘状为主,附以环形与斜线,这标志着隋唐时期规整的方格网状城市空间格局的终结。城内屡禁不止的侵街现象,是里坊制崩溃的原因与体现。关于其崩溃的时间,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认为是在北宋末年。事实上,早在五代后周时期,东京街道两侧允许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已播下了里坊制解体的种子。入宋以后,屡禁不止的侵街行为,促进了种子的发芽、生长。发展到仁宗景祐年间,政府允许临街开设邸店,随之,坊墙拆除了,至此里坊制彻底崩溃。并且,其崩溃过程,亦非从坊墙的倒塌开始,而是由侵街行为以发其端,待发展到政府因无力制止而予以承认时,坊墙这一坊制的外壳随之消失。也就是说,坊墙与墙外的侵街建筑,曾共存过相当时间。 街道既是构成城区的框架,具有交通功能,也是人们观光、交谈的场所,其景观更是人们对城市形象最直接、最便捷的感受。在以隋唐长安城为典型的里坊制度下,街道两侧以坊墙围合,是一种单调、死板的景象。而宋东京城,随着街市制的形成,邸店、商铺沿街而立,人流、物流充斥其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泼、多彩的街道景观。这种景观,有助于人们由必要性活动向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转变。 北宋东京的厢坊制,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出现的新型管理体制,也可以说是由坊市分离到坊市合一后的产物。宋东京城内共分8厢120坊,城外9厢14坊。在经济及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下,宋东京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内城比外城相对稠密,呈现出一种梯度。与人口梯度相一致,在市区土地划分上出现了“紧处”与“慢处”的区别。其上所建之屋,亦相应划分为“紧屋”与“慢屋”,其房租有高低之差。这是政府调整城市空间结构的一种经济手段,以缓解人口向市中心聚集。 为了从“点”上深入研究宋东京的布局,本文借用现代城市中“空间片区”这一概念,将其空间细分为政治、礼制、皇家园林、禁军营地、宗教、教育、商业、官营作坊及娱乐九种类型。文章对各空间片区的位置、内容、分布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仅以政治与商业空间为例,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