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国外经济下行趋势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扩大内需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取向。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途径和动力源泉。然而，我国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中依然面临着诸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正确识别我国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作用机制，根据城市经济空间发展潜力合理安排经济活动布局，促进重点与统筹发展相结合，实现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协同共进和互利共赢。但是，目前对于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内容和有效作用方式、城市经济发展潜力的理论内涵和测度方法、城市制造业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来源等方面的研究，现存文献仍不够全面、深入或完全缺失。本文正是为弥补这些不足或缺失而作的努力。本文以集聚经济和溢出效应—要素与市场的空间分布—城市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线，在区位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集聚经济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基础上，从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综合视角构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析框架，深入分析我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多年统计数据，揭示要素供给、市场需求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区位城市之间的分布趋势及其对城市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首先在市场区位论和集聚经济理论基础上综合城市自身的供给和需求因素，探讨了城市最优承载力下的合理市场规模与集聚密度。结果显示，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就业集聚密度和市场规模均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我国大多数城市就业密度过大，已出现明显的集聚不经济，其中东中部就业密度过大，而西部地区就业密度依然偏低；各地市场规模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以城市半径表示的市场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在各地区均具有倒U型关系，而以市辖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表示的市场规模与劳动生产率间的倒U型关系仅存在于在东部和中部城市。其次将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供给和需求因素由城市本身扩展到包含其他城市的更大空间，根据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空间分布构建城市发展潜力指标，分析和评价各地区和各等级城市现有经济规模的合理性。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发展潜力差距明显，潜力较大的城市在空间上连片分布；城市供求潜力以重点城市和主要城市群为依托按点-线-面依次推进；我国城市系统空间分布与城市供求潜力显著关联。分析还表明，许多特大和大城市可能已经出现集聚不经济，而大批中小规模的地级城市则有尚未利用的发展潜力。再次本文从不同侧面论证了空间供给和需求因素对制造业区位分布、空间集聚、进而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获得城市经济发展潜力形成机制的理论和计量依据。(1)比较分析了传统比较优势和各类空间外部性对制造业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传统比较优势仍是影响制造业区位的重要因素；各级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空间关联性，且已超过传统比较优势成为决定制造业区位的主要因素；传统比较优势与空间外部性对制造业区位布局的作用分别由西到东和由东到西依次递减。(2)对制造业空间集聚机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空间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对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使在扣除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影响后，其作用依然比较显著。供给和需求的空间外部性共同构成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机制，且国内外市场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具有互补性。(3)在马歇尔集聚经济和新经济地理的综合框架下进一步检验要素供给邻近性和市场需求潜力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结果指出，研发支出、专业人才密度、生产性服务和国内外市场潜力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城市自身和其他城市的要素集聚外部性和市场潜力在东中西部地区具有明显不同的作用，其中，东部相邻城市经济一体化效益显著且依赖全国市场的需求，西部城市尚未完全走出独自发展的境地，中部城市则受益于自身和其他城市的要素集聚和国内外市场需求。最后本文按照从城市自身发展到城市间互动发展的逻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城市间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分别从国家、区域间、区域内等三个层面来提出，从而为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促进区间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支撑。本文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以经济集聚为纽带将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供给与需求因素联系起来并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提出区域发展的空间联动机制，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第二个贡献是在集聚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框架内综合了本质上互补的区位论、传统比较优势、集聚经济以及新经济地理等理论，从而在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经济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问题。其三，本研究将集聚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潜力模型结合起来，构建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空间外部性指标，从而将原本是纯经验的公式的潜力模型赋予明确的理论内涵。其四，本课题各章的研究样本丰富，包含了从2003~2010年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可靠且具有比较普遍的现实意义。